中美关系论文 第1篇
【 正 文】
一、学科系统
我不知道现代的学科系统是否也像电脑的界面一样，变幻无穷。有些评论家用“寓言的机器”描述寓言叙述的多向性，把玩着语义。不过，任何一个寓言的界面呈现，极易成为文本的想象游戏。当中世纪但丁的地狱之行进入现代电脑的编码程序中，其途径经过在线数据库，得到的却是一张神秘的魔法般的空间图像。
美术理论，顾名思义，是对美术之理（或曰道）的思考与论述。道，既是规律又是途径，涉及本质问题，是通向形而上的思辨之途——以“道”为题，必然进入哲学的发问与解答。故理论一词，往往追究本质，探讨美术的发生意义以及内容与形式的审美关系，探讨造型艺术自身构成的诸种要素及组合规律。在人文社会学科中，美术理论与美学最易接近，甚至被认为是美学的分支，似乎等同艺术哲学（英文ART就是指视觉的造型艺术，即我们所谓的“美术”）。当人们企图用“艺术哲学”这一学科概念代替“美术理论”时，是否表明他们就是站在哲学的立场研究造型艺术呢？若回溯中国美术理论的传统，始终未曾进入哲学内部，与其建立系统的联系（哲学或文学理论向美术理论渗透，是单向度的外部关系），更无“科学”一说。古代中国，具备理论形态的造型艺术，主要是画论与书论（雕塑业和建筑业，其理论多在技术规范，尽管亦有审美的文化的诸种意识贯注其中，但未形成自上而下的理论体系）。古代中国的画论与书论自六朝后历代不断，前后相系，是专论，号称“画学”、“书学”，或“画论”、“书论”。以“理论”的性质而言，是密切联系创作实践的一种阐释体系，不是纯粹形而上的思辨体系。因为是阐释，一明源流，二重事理，三言观念，四讲品位，史论评三者共为一个理论整体，且与创作实践形成辩证的互动关系，这是中国古代美术理论的系统定位。不过，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作为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建制的还是美术史学（在中央美术学院设立美术史系），它基本沿用历史学的学科规范。美术理论因无学科建制，相关研究人员分散在普通高校哲学系、艺术系，或美术学院的理论教研室、美术研究所等单位，——作为纯粹思辨形态的造型艺术理论，往往进入哲学或美学系统；而作为一般造型技艺理论或与本体形态相关的阐释理论，往往以课程的方式出现在专门的美术院校。1978年后，在专业美术院校和艺术研究院设立了“美术历史与理论”的学科名称（简称“美术史论”），至此，美术理论才进入学科建设的门槛。如果说，美术理论进入艺术理论系统或美学系统，还有既成的规范（西方的）可以遵循，但到了“美术学”的新建系统，所有的一切必须重新链接，重新规范，重新定位。概论者，一为基本原理的阐述，二是历代理论的通诠，三是基本范畴的解说，藉此进入历史文本研究。如果我们研究历代的美术理论，关注的不会是概论，而是时论。无论中西，真正能体现彼时彼地他者理论观和价值观的，不在概论而在时论。概论是总结，时论是现状研究，关注时下美术现象，以既定价值标准，审视与评判美术实践之主体与客体及其相互关系。因此，时论既是批评文本，又是历史文本，在历史片断中直接传达创作观念与审美意识。事实上，在美术理论的发展历史中，概论之寂寂与时论之煌煌，对比极为鲜明。无怪乎，中国文学理论史，常冠名以“中国文学批评中”或“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注：参见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1927年版；郭绍虞《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版（1979年12月新版，名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5月版。）。批评，是西方的概念，与中国传统的艺术理论（如文论、画论、乐论等）并不相符。理论不等于批评。若论中国的美术批评，与其说它接近理论，毋宁说它接近品鉴。中国古代的品鉴就是一种时论，是理论最直接的应用与表述，其方式可点评可议论，可指正可判断或褒贬、品第。
二、学科概念
常言，美术理论是一门研究与考察美术活动和美术现象，探求其规律的人文学科，是一个关于美术的知识系统。研究者必须将他对美术现象的感受与体察之经验转化成理智的(intellectual)形式，将它整理成首尾一贯的合理体系，它才能成为一种知识。我国美术理论界目前又有多少首尾一贯的知识系统？
我们可以对美术理论进行整体描述，但总是模糊的。一个成熟的学科，必须要有相对明确的研究对象，要有相对固定的学术规范，在高校还要有相应的教学实体，包括教材。中国的美术理论的学科建设问题，长期以来有教学和研究实体，却无教材无规范（技法理论除外），且研究领域涣散，一直无法走上正常的学科建设轨道。如果检测近20年来我国所有美术理论研究方向的硕士或博士论文，你会得出什么结论？你能看到一个学科的外轮廓么？不可能。众多选题中，既有美学问题研究，也有形式本体问题研究、形态研究、批评研究、心理学研究等，还有一些跨学科的边缘性的研究选题。我们什么时候能从边缘地带划出一道清晰的学科界限？或在学科内部建立一道学术底线？解决这个问题，似乎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系统性处理，即将现有的各种知识系统化，寻找各个知识系统（小系统，模式块）间的相互链接。链接的情况还得进一步处理，分析其知识导向与基本局性，才有可能在学科图表上显示其内在的与外在的各种关系。
不可否认，理论学科的研究对象比历史学复杂，可是否研究对象自身的复杂性就造成美术理论研究的不确定性？科学研究的意义就是将复杂的问题有序化。一个系统的学科会建立自身的研究基点，确立基本范畴，建构一系列的学科概念。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一再提倡美术本体研究，可为什么还是一再徘徊在学科边缘而无法进入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似乎学派还不是问题的关键，每一学科都存在不同学派不同学说，但都不会影响其学科的整体规范，不会淡化以至解构学科特征，至少在某一时期如此。每一学科也都会出现新兴的交叉学科，都会模糊、淡化甚至重复学科的研究对象，同样也不会改变本学科艺术质。美术理论为什么会存在这么一个学科概念，却无明确的学科定位和学科规范呢？因为历来中国美术理论就缺乏一个大的系统建构。
当我对自己所接触的知识进行整理时，发现中国历史上所谓“美术理论”，都只是一个个“知识点”，缺乏系统性，没有自己的学科归宿，或者说缺乏一个系统网络接纳这些知识。追求系统知识，并非就是“唯科学主义”。科学，包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关系到人文学科(humanities)。显然，美术理论属于人文学科，研究重点在于人的情感、人格尊严及其自我实现的内在需要——注重人的精神性、个体性和审美价值观，是关于美术现象的整体价值评述。但是，美术理论也涉及到人与对象物，人或对象物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需要观察、统计与逻辑推理，这就涉及到“科学”，涉及到观察与理论的关系问题。中国历代的美术理论，几乎都是品评赏鉴，或者说都在某种价值预制的前提下进行的理论评判（即“你能观察到什么，说明你拥有什么样的理论”）。在许多情况下，理论先于观察，有时则交替进行，先发现而后评价（不过是既定理论体系的补充、拓展与完善），一个总结性的评价将现象定性定位，构成知识点，随后便发生转移。以价值观为基点的系统性理论建构，应有一个时间维度。但我们又无法辨别当一个系统理论出现时，是否标志着一个时期的开始抑或完结？譬如，我们该如何评价顾恺之的“形神论”与谢赫的“六法论”？顾恺之是历史的决结，而谢赫是新时期的开端？我以为，无论何者，都只是一个“知识点”的问题，未成体系。理论体系与时期并无绝对的必然的对应关系。一种理论体系可以概括一个时期的实践状况，也可以跨越几个时期，而一个时期也可能出现几个不同的理论体系。我们只能根据理论表述自身的性质决定体系的存在。文化系统比较好确认，它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轴和区域空间的标定。美术也一样，作为人类造型的活动和现象，也从属于各个不同的文化系统，而研究这些活动和现象的美术理论，也必须成为一个自在的体系，并在不同体系之间建立对话和交流的关系。
在“美术学”、“美术理论”等学科概念上，中国和日本的学术界有着比较接近的看法。
可以对证以下两个文本：(2)日本学者竹内敏雄主编《美学百科辞典》，其“美术学”词条言其概念相当于“艺术学”（德文Kunstwissenschaft，英文Science of art，法文Sciencede art），表示很多含义。德文Kunst指造型艺术，日文无对应词，故以“美术学”相译。——“美术学泛称造型艺术的学问研究”，这是广义，其下属“体系美术学”和“美术史”两种。什么是“体系美术学”？“即研讨一般造型艺术的本质和意义，阐明造型艺术各领域的特征、界限、相互关系等”，且“关于美术史的原理论和方法论及风格论跟体系研究颇有直接联系”（注：［日］竹内敏雄，前引书，第197页。），最后，又特别说明“狭义上则除了美术史，专指 美术理论的学科概念和学科建设 美术理论的学科概念和学科建设 美术理论的学科概念和学科建设体系研究”。什么是体系美术学？竹内敏雄主编的《美学百科辞典》将其分为两大基本问题：一是“美术是什么？”二是“什么是美术？”前者是哲学的发问，涉及美术本质；后者是在形态学意义上发问，涉及美术本体的基本构成要素、种类划分以及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形态风格。那么，美术理论的研究领域是否就是本质论和形态学？美术理论就是放大了的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知识系统？以逻辑推论至此，竹内敏雄的所谓体系美术学，狭义上就是美术基本理论研究，它的注意力不在于把握单个的美术作品，而是整体的美术现象，它的广义，也等同于《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中“美术理论”概念的广义之解。看来，“美术理论”的概念表明亚洲人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希望能以西方的学术规范（主要是西方的哲学规范）统摄东方的美术经验，从而建立一种跨文化的理论研究体系。
三、学科图表
美术理论的知识系统包括基本理论、应用理论与交叉学科三大板块（见下图：美术理论学科图表）。基本理论研究是学科基点，以原理论为核心。所谓“原理论”，即质性研究，规定美术的本质特征及其相关概念，回答“美术是什么”及“什么是美术”这两个最基本问题，由基本命题扩展出相关的概念群及系列范畴——直接以哲学化的思考确立某种艺术观。由原理论直接导向论方法论研究，其任务一是规定美术理论体系的总体建构方式，二是探讨理论的思维法则、研究路向、系统结构法，三是研究美术理论方法自身的历史现象与规律。此外，基本理论还向“学术阈”和“创作阈”延伸，一方面是实践主体的理论，阐述美术活动过程中主体的性质与作用，在人（创作主体、接受主体或批评主体）和作品（理论文本）之间建立一个阐释体系和评价体系；另一方面是历史客体的理论，阐述人类历史中美术作品的发生原理、形态流变及类型性质，在作品（理论文本）和社会（历史语境）之间确认一个意义系统和文化类型。二者直接体现着理论的双重性——以历史性的眼光确认某种文化观，呈现出某种自在的社会性；以主体性的研究确立某种批评观，呈现出某种自为的实践性。显然，美术理论以原理论、实践主体理论和历史客体理论三者构成一个基本理论系统，其学科性质由原理论部分决定。传统学科就在原理论部分建构一元化的结构体系，其内限性强，相对封闭——如果这一部分遭到否定，便会导致整个系统崩溃（如表现论对反映论的否定，价值赋予理论对本质论的否定等等）；而现代学科建制依然保持这种大结构框架，但基本理论部分却呈现开放的多向包容的态势，尤其是在本体的质问达到十分激烈的时候，原理论基本模块就会开裂，出现各种不同的学说与流派，重新形成多元组构的基础模态——种非本质论的外化倾向。
美术理论系统的开放性真正体现在外部边缘的两大学科系列：进入创作阈的右向系列为应用学科，进入学术阈的左向系列为交叉学科。二者的研究阈场可增可减，完全是动态的开放的，随着对象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随着区域的转换而变化。按常理，进入学术阈的学科模块其学术性较强，有较大的研究空间；进入创作阈的学科模块其实践性较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多受对象制约。应用理论的研究对象也是它的研究目的，即直接针对造型艺术自身的实践，为实践活动提供理论支持。说明性、可操作性和序列规范成为应用理论的研究特点，对象成为纯粹的研究客体，可使用科学的实验的手段，以实证或否证的方法进行研究。交叉学科的范围更为广阔，可变性大，性质最活跃。第一，与传统的人文学科或社会学交叉，如美术史学理论、美术社会学、美术心理学、美术人类学、艺术哲学或造型美学等；第二，与新兴学科交叉，如比较美术学、阐释美术学、发展美术学。另有一些两栖类学科，如美术思潮史、美术理论史、美术批评史等，论学科性质应属于史学系列，但研究对象的属性则在美术理论范畴（未列入学科图表）。交叉学科是学科分化的现象，处在学科外沿，也是学科的前沿，不断对外交换，激励学科发展，开拓学科视野，研究传统学科边界上的“遗漏问题”或传统学科无法包容的“新增问题”。
附图
美术理论学科图表
分析上列图表，可见基本学科模块亦可成为课程模块。众所周知，课程建设是学科建设的基础，是第一步的工作。目前，应用理论和交叉学科两部分的课程容易切入，易于规范，因为有章可循（参照西方既有的学科课程），且又相对独立，有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基本理论部分的情形却不相同，在西方也没有权威的或比较完整的美术原理著作。所有关于“艺术原理”的研究都在美学范畴内，研究对象几乎都是西方的造型艺术，极少涉及西亚或东亚地区。比较美术学的研究刚兴起，远未深入，未能阐释人类造型活动最普遍的规律并提出相关的艺术法则（是否存在普遍规律和通行法则，此处暂不讨论）。理论阐释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即特定的对象、特定的语境和特定的概念术语所形成的一系列规限性的表达。中国现代的美术理论面对的不仅仅是中国传统的书面创作体系（这是最低限度的说法），而是在中国本土由现代的中国人所进行的种种造型实践活动，或曰，与视觉相关的美术活动（暂且使用“美术”概念，既是约定俗成，亦无更加恰当的词可以取代），其中很大部分属于西学体系，或中西结合的现代实验。以怎样的理论话阐释这种美术现象？如何界定又如何评价？理论依据是什么？基本理论的问题最多最复杂，直接诉求个体的感性经验，一时难以澄清，故也无人问津，或无法问津。
四、学科话语
学科建制是对话语的限制。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身的命题，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特殊的概念系统，通过学术体制确立知识－理解模式。它强调在特殊的语境中讨论理论问题，而不是先验地假定问题的答案，推行非语境化的脱离实践的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
学科概念系统的话语重构，曾流行的两种说法，一是实现中国古代理论话语的现代转换，二是实现西方现代理论话语的中国化。在中国，现代美术理论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外来学科，也不是一个纯粹的传统学科，传统中国或现代西方的学科概念和范畴都同时存在，二者碰撞，自然整合。但是，二者在量上或质上均不对等，交流的势态相差亦大。现在理论学科的系统框架是在西方理论思维模式影响下产生的，话语符号是中国的，言说对象是现代的，文化意识层面还有传统的观念，概念系统的话语方式与系统之间不是绝对的文化对应关系，中国古代的理论话语依然进入。系统是被开发的，话语是灵变的，其准则只在于自身的理论立场和对象的特性表达。
美术的概念与范畴是对美术样式的艺术功能、社会作用及审美规律的一种抽象表达。有关样式的分类、流变及艺术特征的理论，必然形成相应的范畴体系，样式的历史沿革又导致理论范畴的推移变化。在古代中国，就有三次大的变化：一从汉代的“君形”论到六朝的“畅神”论；二从六朝的“形神”论到宋代的“形意”论；三从宋代的“意象”论到明清的“逸兴”论。其中，六朝和宋代是两个转折点，而形神论的核心概念是“畅神”，形意论的核心概念是“意象”主流样式的审美特征转换与概念范畴的推移变化基本一致。问题是到了现代，一方面在文化守成主义思潮和狭隘的民族意识驱动下，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概念范畴泛滥成灾，失去了对象性；另一方面在文化激进主义思潮和开放的全球意识下，西方现代艺术中流行的概念范畴也泛滥成灾，同样失去了对象性。或许我们不能单纯地责怪现代中国美术理论的失范与混乱，因为创作实践本身都处在探索实验阶段，无所适从。旧范式被批判，旧理论被质疑，旧概念被颠覆，传统的语境丧失了，在“解构”和“多元”的现代世界中，在文化大批判的时代，我们能否期待一个共通的美术样式及其相应的概念系统？显然不能。因此，中国古代的理论话语是否需要实现所谓的“现代转换”？西方现代理论话语是否需要实现所谓的“本土化”？其实，这个问题可以简化——对古代理论话语的重新诠释，就是“现代转换”；在自我意识界面上接受西方的理论话语，在汉字符码上实现意义的重新组接，使之成为当下有效的理论工具，就是“本土化”。任何一次历史文化的转型或外来文化的输入，都存在这种现象。若究深意，在“现代转换”和“本土化”口号的背面，则隐藏着一个“新中心”论，或期待着一个新的话语霸权。本文提出的，“话语重构”，不是要建立威权话语模式，而是在清理（让概念系统进入各自的话语模式）之后，以大系统的链接方式建立一个新秩序，即在社会公共的话语空间实现某种理论定位，并以有序的方式进行对话。
五、学科建设
中美关系论文 第2篇
关键词:艺术理论;艺术创作;美术批评;中西比较;文化自觉
中图分类号:J20-02文献标识码:A
翻看近现代思想史著作,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当人类世界的交通、信息传播技术不太发达的时候,思想家们往往会勾画一个世界同一的精神空间,例如康德美学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歌德的“世界文学”理想。而当各种现代技术给人类带来更加全球化、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日益使世界变为“地球村”时,思想家们却不约而同地将民族、性、地域、社区文化特点与差异的表达,当作哲学、美学、历史学、社会学研究的重点。从法国的泰纳、斯达尔夫人,丹麦的勃兰克斯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再到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20世纪思想史的线索显示:阐释阶级、性别、种族、社区、文化和亚文化的差异是现代学术话语生产的一个重镇。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美术批评,从20世纪80年代“传统/现代”的热烈争论,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本土/全球”的关系之辩,贯穿其中不变的,是中西美术文化传统的差异和当下对话这一基础课题。本文从这一视角切入,就当代中国美术批评的文化自觉问题提出两点思考。
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一书中梳理西方批评理论特点时,用一个三角模式图,概括出不同理论必然涉及的四个基本要素之间的关系,指出“尽管任何像样的理论多少都考虑到了所有这四个要素”,然而“几乎所有的理论都只明显地倾向于一个要素”,“批评家往往只是根据其中的一个要素,就生发出他用来界定、划分和剖析艺术作品的主要范畴,生发出藉以评判作品价值的主要标准”。就西方批评理论来说,“可以把阐释艺术品本质和价值的种种尝试大体上划为四类,其中有三类主要就是作品与另一要素(世界、欣赏者或艺术家)的关系来解释作品,第四类则把作品视为一个自足体孤立起来加以研究,认为其意义和价值的确不与外界任何事物相关。”①
艾氏的著作出版于1953年,可以看作是对西方哲学“语言论转向”之前的西方艺术批评特点的解读。著名华裔美国比较文学学者刘若愚先生也曾运用上述四大要素来阐述中国文学批评史②。如果我们用这四个元素来分析中国传统美术文化,会发现区别于西方批评理论各要素间单向深入的平行建构模式,中国传统美术批评显示了四个要素贯穿一起、互为因果的循环模式特点:
中美关系论文 第3篇
论文摘要:中美建交后，中美关系呈现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的哲学执连，从根本上说，这条发展执连是中美两国国家利益的一致性与对抗性矛质的产物。中美之间的经贾关系发展迅速，经贾合作潜力巨大，这是两国关系能够保持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中美关系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处理中美关冰应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
论文关健词:中美关系哲学思考国家利益
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关系经历过多次重大的变化从新中国成立到70年代初，中美两国激烈对抗长达20年之久;70年代至80年代，中美两国形成准同盟关系近20年;冷战后，中美关系跌宕起伏，在曲折中磨合前进;新世纪之初，两国关系再度紧张。中美两国何以冲突不断?中美关系的走向如何把握?本文拟对此略作探索。
一、国家利益的一致性与对抗性:引起中美关系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
国家利益是指一个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它包括满足民族国家需要的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在物质上，国家需要安全与发展;在精神上，国家需要国际社会尊重与承认。国家利益是具体的、现实的，从其构成而言，有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全民利益;从其内容而言，有政治利益、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等。国家利益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国家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国家内部条件的变化将导致国家利益的客观变化，而且其范围的变化不受一国领土界限所限制。
从国家利益角度分析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有助于理解中美问题的真正症结。正如_同志在_年10月与来访的美国前总统_会谈时所说的:“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自_年以来，每当中美关系出现问题时，无论是中方，还是美方，有不少人将问题之症结归因于两个民族的不同的思维方式，希望通过加强双方的理解和信任来解决中美问题。这种想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样做也确实收到一定效果，但它掩盖了中美分歧之真正原因，这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中美关系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两国国家利益的一致性与对抗性矛盾。
从中美关系发展历史看，中美关系的改替缘于共同的国家利益需求。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中美两国都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看到了两国利益的一致性。就中国而言，当时中苏关系恶化已到极点，尤其是珍宝岛后，苏联的扩张主义对中国韵北部安全构成了直接的严重威胁，若改善中美关系，联美抗苏，就有可能缓解中国北部的紧张局势。就美国而言，由于其实力下降，美苏战略态势转为苏攻美守，美国不得不在全球采取收缩战略，并依靠其盟国的力量与苏抗衡，因此，美国也想改善美中关系，以打“中国牌”来与苏联抗衡。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改善确实是出于对苏战略的共同需要。以_访华为契机，中美关系由全面对抗转而趋向缓和与合作，进而于数年后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1979年12月底，苏联入侵阿富汗，美苏“新冷战”开始，美国终于放弃“既有茅台酒也有伏特加”的念头。同时，苏联对中国的北、西、南三面构成战略威胁。因之，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苏关系处于低谷，而中美关系正相反，达到了高峰。
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苏联在与美争霸中越来越力不从，不得不改变对美强硬态度。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一方面对美妥协退让，一方面也着手改善苏中关系。这使得中、美、苏大三角的战略意义逐渐发生变化，中美联合抗苏的战略逐渐失去其现实基础。苏联解体后，中美关系由于两国共同敌人的突然消失而进人了风风雨雨的冷战后时期，因而，中美之间的矛盾也不断尖锐化。
尽管如此，中美关系并没有破裂，没有走到全面对抗的地步，中美两国一直都在努力进行着变敌为友的角色调整。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呈现出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的发展轨迹，即表现为合作与竞争(或冲突)并存、交替的走势，有时合作居主导地位，有时竞争压倒合作。从根本上说，这一历史发展轨迹是两国国家利益的一致性与对抗性矛盾的产物。合作是利益的一致性，竞争是利益的对抗性。中美关系的实质是两国利益矛盾的一致性与对抗性并存。
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国之间存在着广泛而共同的战略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这种共同的利益即是中美两国国家利益一致性的表现。首先，中国希望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以便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以及早日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美国在众多的国际问题上也离不开中国“建设性”的合作，例如:在朝鲜半岛、南亚次大陆等区域性事务上，在改革联合国、制定新的经济规则、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等国际性问题上，在平衡俄罗斯和印度的发展、在制衡日本的“脱轨”等战略性问题上，还需要借助中国这支力量，或者说，还需要中国这根杠杆。其次，中美两国在经济上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美国巨大的资本和技术优势与中国巨大的市场和劳动力优势构成中美经济合作的现实基础。显然，一个开放且不断发展的中国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中美两国国家利益的一致性，是中美关系得以不断前进的根本原因。
但是，中美两国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又使得两国的利益冲突不断。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冷战后，美国面临“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及经济持续增长引发的综合国力全面扩张之势，巫欲实现“领导世界”的战略心态更为强烈。美国新世纪的全球战略即将目标锁定在“参与、领导”世界，构筑以美国理想、文化、价值观为主导的世界秩序，使21世纪的世界在承继20世纪的基础上依然具有浓厚的美国色彩。而中国从70年代后期开始，即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冷战后，中国经济更是高速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综合国力稳步上升，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新兴强国，中国坚决主张世界多极化，力倡建立平等、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美两国对外战略的差异导致两国无论在全球层面还是在地区层面都存在具体的利益冲突。
显然，中美之间的利益冲突在短期内是难以避免的，因为两国无论是社会的经济结构，还是社会的政治结构和观念结构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两国国家利益矛盾对抗性的根源。从经济结构来看，美国是最强大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它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所有制;而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结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从政治结构来看，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美国向全球推广西方民主政治的最大障碍。从观念结构来看，中国历史悠久，文化高度发达，中国文化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不断吐故纳新，从未中断，也从未被哪一种文化所取代过，这种顽强的生命力至今仍对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而美国文化尽管发达，其历史总共才两百多年，中美文化的冲突在所难免。此外，由于历史的原因，中美利益冲突还具体表现在上。久拖不决符合美国地缘战略利益，而中国的地缘战略利益则要求尽快解决。由此可见，中美两国国家利益矛盾的对抗性，是两国关系曲折发展的根本原因。
中美两国国家利益的一致性与对抗性矛盾是中美关系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对此，要从两个方面来把握。首先，两国国家利益矛盾的一致性与对抗性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就注定中美关系是既有合作又有冲突(或竞争)。美方既把中国当作“合作伙伴”而“接触”，又把中国当作“竞争对手”甚至“潜在敌手”而“防范”，致使两国关系起伏不定，这就是客观存在的两国国家利益矛盾的具体体现。其次，对两国国家利益矛盾的认识是一个主观过程，而国家利益本身又有隐性与显性之分。因此，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还带有明显的主观因素。美国总统的更换往往导致中美关系的定位发生变化，而这种重新定位的过程即是如何把握中美两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国家利益的过程。中美关系的反复调整充分说明，正如千百年来国际关系风云变幻的历史所证明的那样:出于对国家利益的偏好不同或对隐性及显性国家利益的得失判断有异，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在国际关系互动中的行为是不一样的。这就是理解中美关系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的哲学轨迹的切入点。
二、两国的经济利益:主宰中美关系发展变化的物质基础
如前所述，国家利益按内容分政治利益、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等。其中，经济利益是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是全部国家利益的物质基础，是最经常性的国家利益。在和平时期，在国家安全利益基本有保障的情况下，追求经济利益是一个国家发展战略中永恒的主题，因此，可以说，经济利益是根本利益或最终利益。这点在冷战后尤其明显。冷战后，国际局势趋向缓和，军事因素下降，经济因素上升，国际竞争转向了以经济、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特别是科技竞争成为国家竞争取胜的主要法宝，各国普遍把经济作为外交工作的优先和重点任务，无论在双边外交还是在多边外交中，经济和贸易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因此，从经济利益着手来考察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有利于抓住问题的主要方面。否则，我们很难理解，在冷战结束后，中美两个社会结构相差悬殊的国家，仍能在磨合中不断发展相互关系。显然，两国经济贸易的发展深化了彼此之间的联系。经济利益使两国之间发生冲突的代价或成本上升。因此，经济利益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抑制两国之间冲突或对抗的发生，促使双方尽量用对话和谈判来解决认识利益争端，从而推动中美双边关系不断发展。
中美建交后，两国的经贸关系发展较为顺利。在1978年至1988年的10年内，中美两国的双边商品贸易总额翻了两番，达亿美元，平均每年递增扁，美国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进人90年代以来，中美两国贸易虽然有进一步的发展，但是，中美关系也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中美两国在经贸关系方面面临的主要间题除最惠国待遇外，还有知识产权问题、市场准人问题、_劳动产品问题以及纺织品贸易问题等。围绕这些问题，中美双方进行了一系列十分艰难而激烈的谈判。美方企图用霸权主义手段逼我就范，以维护其建立在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基础上的国家垄断利益，这自然会遭到中国的反对。尽管如此，中美经贸合作潜力巨大，中美经贸关系在激烈的斗争中仍不断发展。1991年，中美之间的贸易额达到601多亿美元。2000年，两国经贸关系更是迅猛发展，仅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即为601多亿美元，而美方的统计数字更高，达80多亿美元，比日美贸易顺差还高几亿美元。目前，中国的出口有三分之一输往美国，美国是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商品市场。
2001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而中国经济则“一枝独秀”。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引起美国部分人的担心。一些美国精英把21世纪的中国与19世纪末的德国相提并论，认为中国的战略崛起势将打破既定国际战略平衡，威胁美国在亚太以至全球的利益。美国_年夏发表题为(2025年的亚洲》的战略分析报告，耸人听闻地警告美国未来的主要战略威胁在“亚洲”，意指中国。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2000年6月又发表题为(联合展望2020》的战略分析报告，更明确地提出中国将崛起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竞争者”、并以此为建议美_事战略重点向亚洲转移的依据年7月下旬，美国国务卿_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美国早拟与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建立“论坛”形式的磋商机制。国际形势分析家认为，美、澳是要纠集日、韩等国成立一个针对中国的“小北约”
事实上，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可能成为美国“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中美经济实力相差悬殊，中国要赶上美国，必须经历一个较长的量的积累和质的飞跃过程，不可能一域而就。美国部分人在中国的发展问题上大做文章，就是想逼我就范，以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这是中美之间竞争或冲突的根本原因。但是，中美关系发展的主流是合作，而不应是冲突，这是由两国之间巨大的经济利益决定的。
三、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决定中美关系发展走向的群众基础
前述国家利益中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全民利益的三个层次是各不相同的。从总体上看，或者从长远看，当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全民利益出现矛盾时，国家要以全民利益为第一考虑，其次是集体利益，最后才是个人利益。但是，国家的实质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其执政者又是具体的个人或具体的集体。个人，特别是掌握极大权力的个人，其文化因素、思想倾向、个人欲望等，必定要对该国的对外政策产生重大影响，有时甚至能够决定个别的具体事务，从而导致该国的对外关系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但是他们最终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该国外交的总方向。国家的主要领导者是一定阶级的代表，他们的态度最终必须适合于自己阶级的基本利益。而国家作为管理社会生活的独立机构，尽管它实际上并不真正代表社会的普遍利益，但它仍须在统治阶级利益与全民利益之间寻找平衡，即使它以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胃充全社会的普遍利益，它仍须对全社会的普遍利益作出曲折的反映，否则，其统治阶级的利益也将难以保证。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基于各自的利益多寡而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存有不同心态，但保持中美关系不至破裂，从总体上说，符合他们输出资本、转移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经济利益。因此，美国总统不可能仅仅依其个人好恶等主观方面的原因而使中美关系大倒退。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又决定着中美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小布什上台后，很快施展其鹰派作风。与_不同，小布什最初认为中美之间不可能建立起建设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国是美国的竞争对手。为此，他及度在台清、等问题上“玩火”。2001年4-5月，布什政府宜布向台清出售近60亿美元武器，紧接着发表“不惜一切保卫台清”的言论，将一年一度审议对售改为“根据需要随时审议”，还允许“过境”美国并会见国会议员;2001年5月23日，即和平解放50周年纪念日，美国总统小布什在办公时间会见_喇嘛。这些反映了小布什个性强硬的一面。事实表明，这种鹰派做法在国内外都碰壁，它不得不有所退却。美国推行精权主义的政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潮流构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不管小布什喜欢不喜欢、愿愈不愿愈，他都必须面对世界，从激进路线向中间路线转移。当然，这种转移的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也不会一帆风顺。
中美撞机事件后，中美关系跌至低谷。为了改善两国关系，两国人民作了不懈努力。正是在两国人民的推动下，美国政府逐渐改变其敌视中国的立场。2001年7月，美国国务卿_访华，强调中美之间有许多共同的利益，中美关系由此出现缓和迹象。9月，美国遭袭击后，美国人民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比发展NMD,TM更为重要，对美国威胁最大的不是美国以前所界定的“无赖国家”，也不是他们的“潜在敌手”中国，而是越来越猖撅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这种认识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使两国关系走出低谷，并进一步得到改善和加强。可见，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决定中美关系走向的群众基础。
中美关系论文 第4篇
一
生态存在论主要从有机整体的视角，揭示人与 世界万物的存在是一种系统的关系存在。从其存在 状态看，它是一个生命自组织演化系统。这一大的演 化系统可分为系统自身的自组织演化、系统之间的 自组织演化和系统内在要素(子系统)之间的协同自 组织演化。在这一巨大的生态存在自演化系统中，从 无机界到有机界，从亚原子、原子、分子、细胞原生 物、生物有机体到文化，既是具有自稳自组性的有机 系统，又是生态存在系统的一个部分。从系统哲学范 式的观点看，每一系统相对于整个生态系统都具有 自身的存在价值，都会在自身所处的生态位上获得 相应的价值承认；但它作为整个生态大系统的一部 分，却不应将自己的存在价值凌驾于整个大系统之 上，因为系统价值高于部分价值，每一系统作为一个 部分都必须服从生态大系统的规范。而且就系统内 的各个部分、各个系统来说，它们不是原子式的存在，而是系统关联性的存在。
因此，生态系统的生命 演化与维系，相对于其他生命系统的存在就构成了 一种终极制约性。恰如著名学者拉兹洛所言，“自然 是终极因”。对于人类的存在来说，没有形而上的 终极预设与追求，便失去存在之根、力量之源。而形 而上的预设作为一种逻辑设定，往往不太容易被经 验证实或证伪。这在现代文化语境中几乎是不言而 喻的通则。但在生态文化视野中，生态存在的终极本 体性，却是人们可以经验感觉的事实。现代人类实践 的无度扩张已经触及到地球的极限，生态灾难频发， 彰显了地球的有限性和生态系的脆弱性。生态存在 作为一种终极本体性设定不仅仅是理论的推演，也 是现代人类存在经验的潜在呼唤。
生态存在论内含了可能性与现实性双重纬度上 的理想设定，从其存在特性看具有六大本质特征，这 六大本质特征既是从生态存在视野对万事万物的存 在本性的概括，也是对生态美的本质特征的概括。第 一，一体性。一体性的基础是人与自然的一体性，在 生命存在的终极意义上，人与自然是一体的，万物是 平等的，如桑德拉巴哈古纳的诗意吟颂:“我们必须 聆听树木的心跳，因为它和我们一样，都是活生生的 生命。”〔2〕第二，共生性。人、自然、万物的本原一体 性，是生态存在论状态的整体表征。而支持存在一体 性的规则就是共生性，不仅是万物之间的共生，更根 本的是人与自然万物的共生。对于人来说，共生不仅 意味着生存规则，而且是一种境界的提升。在机械 论、工业文明的行为模式中，人类越来越淡忘了人与 自然共生这一始源性的终极真实，共生性将重新唤回人与自然的生命连结与亲和。第三，互通性。
共生的本性必然要求互通，任何生命自组织演化系统都 不是孤立的，其自身生态活力的保持，必须依赖与其 他生命系统进行充分的物质、能量、信息交换;而且 互通不是因与果的线性过程，而是网络式的双向整 合。这种互通并非由于存在者之间的利益需求，而是 植根于存在者之间的生命亲和，“从演化进程来看， 人类可能是在漫长的时间里，发展出一种深植于基 因、渴望其他物种相伴的需求”。为此，威尔森创造了 一个新词“亲生命性” (biophilia)来形容这种需求,意 指“专注于生命与生命互动进程的先天倾向。第 四，融合性。融合性则是互通性的进一步具体化，它 体现为存在者与环境的融合。环境对于存在者并不 是工具性的、手段性的，它本身构成存在的一个有机 部分。融合性内在地包含着存在者与环境的共生与 互通。第五，和合性。对于融合性来说，和合性是对它 的一个必要的逻辑制约与提升。融合不是同一，不是 无视万物的差异与对立，否则生态存在便失去了根 基与活性，所谓“同则不继”，所谓“和实生物”。“和” 在此取“以他平他谓之和”之意。同时又赋予辩证法 的对立统一规律以生态学的纬度与滋养。第六，自主 自觉性。自主自觉性则是和合性的逻辑延伸及对一 体性的实践回应，同时又内含了生态美学结构层次 的逻辑预期。在“他”、、对立”的意义上，“自主性”是 “和”的逻辑表征，体现生命存在对自身所处生态位 及价值功能的自主意识;在“合”、“统一”的意义上， 自觉性体现了具体存在在实践层面对和合性、一体 性的潜在认同，开辟了生态美学向其他结构层次过 度的逻辑前景。
就生态存在论来说，这六大本质特性在逻辑上 已不再是单纯的辩证否定与逻辑回归的关系，更根 本的是具有彼此互补协同制约的关系，通过彼此的 协同、制约、互补，形成充满生态活力的和谐境界。也 就是说，生态存在论所具有的这六大特性实质上也 就是生态存在美的最基本特性，因而从生态存在论 的视角看，“和谐”只是万物存在方式的主要存在形 式和状态。所以从生态存在谈论美，我们不同意“美 是和谐”之说，因为这在特定意义上是把存在的形式 看成了美存在的本身，或者说把现象的东西当成了 本质的东西。但和谐美又是我们一直坚持的观点，笔 者在与周来祥先生合写的文章中集中阐发过这一思 想，因而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自我否定。当然，这种否 定并不意味着不能从“和谐”的角度谈“美”，而是说 “和谐”只是求索美的途径，美的真正的奥秘在和谐 的形式背后。这颇像现象学所说的，出场的事物以未出场的事物为背景，未出场的事物是出场的事物 的内在本质。也就是说，从生态存在论的存在状态 最容易把美定义为“和谐”，而从生态存在论的本质 内涵又深感“美是和谐”之说有待理论上的深化。
二
人的存在实践是一种双重的统一，即以自然的 方式而存在和自然以人的方式而存在的统一。人“以 自然的方式而存在”指向生态存在本体的终极性诉 求，它力求超越既有文明文化事实的存在语境，含蕴 着向生态存在境界的跃升。而生态存在境界由潜能 向现实的不断转化、拓展，又必须依赖于人的主体性 的实践性活动，这种实践活动，由于植根生态存在的 本体性逻辑制约，便内蕴着、自然以人的方式而存 在”的过程。如此人的实践便展现了人以自然而存在 和自然以人而存在的统一。因此，生态主体论美学， 作为生态美学在认识论和实践论这一命题上的体 现，其本质特性是，以生态存在本体为终极制约，以 生态实践为基本中介，在人与自然的双向整合中，实 现着生态存在境界由潜能向现实的不断转化、拓展。 人作为主体所具有的社会功能都有它的自然本性， 可以说是自然本性的社会化，离开人的自然本性谈 人的社会性是一种无根之谈，自然可以离开人而存 在，而人须臾也不能离开自然而存在。人作为社会性 主体的存在，本质上是人与自然一体性存在的一种 特殊方式，“人及自然二者相互依附于一个连续发展 的整体。这个同时包含人及自然的现实整体必须被 视为一个能容许人及自然能在其中相互转化的动态 的创造转化过程”。
只有这样理解人作为主体的存 在，才能更全面理解人如何实践、认识、审美。就如何 实践而论，一般强调实践的社会性。实践是人的一种 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而人以外的自然物似乎没有， 但这种认识是有缺欠的，且不说动物也有较自觉的 实践行为，就是非动物的自然所具有的自组织的演 化(有机规律)就有一种潜在的价值趋向，也就是合 自然的目的性。就此而论，自然物也是一种合规律性 合目的性的存在，具有主体活动的特性。而且正是自 然的这种存在方式决定了人应该如何实践，但恰恰 在这方面人把它遗忘了，这是人类破坏自然和自己 否定自己的根源，这种实践行为明显是丑的，却成为 以往探讨美和美的本质的哲学基础。就我们自身坚 持的“和谐”美而论，应该承认“和谐”美学在一个辩 证的视野中较为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命题，但受制 于和谐美学诞生时历史语境的制约，在具体认识上 同样也未能摆脱这一局限。如、美的本质是人和自然、人和人、主体和客体的和谐统一，是客观的合规 律性、主观的合目的性，是真和善(客观上的真、主体 实践上的善的和谐统一”。
这种观点显然是非生 态文化的，作为和谐美的理论基础，有鲜明的以非和 谐的思想谈和谐美之嫌。而现在从生态文化的角度 看实践，就变为双重合规律性与双重合目的性:即既 要合因果规律(合线性规律)又要合有机规律(非线 性规律），而且前者要受后者的统摄；既要合人的目 的，又要合自然的目的，而且要在合自然目的的基础 上实现人的目的。人的这种实践行为，能真正打通人 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生命联系，人与自然互动共 生、相异共荣，人在自然中又在自然外，这是人之为 人的存在本性。进而言之，也就是实践以自然的方式 进行活动而自然却变成了以人的方式而存在，使生 态实践在特定意义上成了生态存在论的展开，并成 了生态美学的一种重要的基础。
现代认识论或实践论美学的思维模式是一种主 客体关系的模式，或者说主体统治客体的模式，除客 观论美学之外，其他美本质论最终落脚于主体的人。 而生态认识论美学与主体认识论思维模式不同，它 从单向的“主体一客体”模式转变为“主体(A)—客 体（自然)一主体(人)”交往关系模式。主体(包括代 内主体与代际主体)之间是一种主体间性关系，这种 主体间性关系在现实的交往活动与非现实的（潜在 的现实 ）交往活动中都以人与自然一体性关系为基 础，自然对人都有终极限制性。人类作为一种特殊的 物种，不论过去（已存在)、“现在”（当下在场），还是 “将来”，其活动都要以自然为中介，自然在这三大向 度中规定着人的认识活动和价值活动。 人的现实活 动(现在向度)，既要承担前人赋予的历史责任，即对 原本的历史注入应有的现实内容，又要承担后人可 能提出的未来使命，把主客体认识论关系所具有的 单向的工具理性，转向三向度互补相生的自然理性 和社会理性，使之真正成为生态认识论美学的哲学 基础。
三
生态环境美学是生态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生态存在论美学和生态主体论美学的具体存在方 式。这从生态环境价值与生态存在论和生态主体论 的内在关系可以看得很清楚。从生态环境价值论看 生态环境美，我们认为生态环境价值是“环境价值””与“环境的价值”的统一。所谓“环境价值”，就是从人 与环境的一体性关系看环境，环境并不在人之外，而 在人之内，环境就是人的生命本身，人离开自身生存的环境就不复存在。人对环境的需求不是一种外在 的需求而是一种内在的本性需求，所谓“大人者，以 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 非意之也，其仁之本若是”。这就是环境价值的存 在论本性。但人与环境不只是一种内在的一体性关 系，同时也与环境存在着一种非一体性的外在关系， 或者说主客体关系，即人的某种功利性的需要与环 境建立的价值关系，即所谓“环境的价值”。
生态环境 美学就建立在具有生态存在论本性的“环境价值”和 具有主体论本性的“环境的价值”的基础上，二者的 统一构成了生态环境美学的哲学基础。因此生态环 境美也有两种形态，即环境美和环境的美。环境美更 多具有生态存在美的特性，但又不能完全归结为生 态存在美，它是作为社会存在的人在特定的具体环 境中与环境建立起来的一种一体性的审美关系，环 境对人自身就具有某种人学的性质，可称之为似存 在美。而环境的美，本质上是一种主客体关系的美， 即作为审美主体的人把环境视为审美对象构成的 美，它更多的具有主体性美的特性，但又不完全同于 主体性的美，在这里环境作为审美对象，美与不美并 不完全取决于主体对它的判断，人与环境同样是一 种同生共运、相异共荣的关系，它内在地渗透着存在 论美的因素，可称之为似生态主体论美。
虽然从两种视角一一“环境价值”和“环境的价 值”可把生态环境美学分为环境美与环境的美，但我 们更注重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尤其是环境的美所 具有的存在论美学特性。从生态价值论的角度看，生 态环境价值作为一种有机的价值系统，虽然分为“环 境价值”和“环境的价值”，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 网络关系，其环境价值可以说既是网络的纽结，又是 价值成果的储存单位；环境的价值则既是网络的网 线，又是新价值生成的基本条件。这颇似美国环境伦 理学家罗尔斯顿所说:“在一个功能性的整体中…… 其内在价值恰似波动中的粒子，而工具价值亦如粒 子组成的波动。
正是“环境价值”和“环境的价值” 的这种内在联系决定了“环境美”和“环境的美”的内 在联系。也就是说，环境的美虽然是一种人与环境的 对象性关系的美，它更具有主体美的特性，但它的生 命之根、审美之源却在于人与环境的一体性关系。这 正如罗尔斯顿在《哲学走向荒野》中所说:“在荒野中 旅行，能让我们的身体获得直接贴近自然的体验”， 荒野“给我们提供接触终极存在的体验，而这种体验 在城市中是无法获得的”。这就是从“环境美”看 “环境的美”。对“环境的美”与“环境美”的关系，如果 进一步用海德格尔“之间”的哲学观点来解释，可以认识得更清楚。
海德格尔曾对“在某某之间”和“在其 间”，进行过严格的区分，前者是存在者的存在方式， 它既包含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也包含现代哲学讲的 主客体关系，它们彼此之间的这种关系当然是一种 非一体性的存在关系;而“在其间”却是“存在论”意 义上的“在其间”，它“为一切存在者开启存在的可 能，因而是提供生存尺度的、构成人生命运的真正的 在之间”。我们所说“环境美”显然更倾向于一种 “在其间”的存在美，而“环境的美”它显然在形式上 以对象性的关系存在，卩“在某某之间”的方式存在， 但实质上却是存在论美的一种特殊体现形式， 它与 环境美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互动共生的关系。
生态文艺美学作为生态美学的一种特殊形态或 者更精神化的存在，可以以更自由的方式与生态存 在论美学、 生态主体论美学和生态环境美学发生直 接或间接的联系，变为自己精神反映的内容。但从更 深层次看，生态文艺美学却有不同于以上三大美学 的本质特征，它更具精神生态化，精神生态是生态文 艺美学的主要表现对象。因此，生态文艺美学不但要 以对近现代文艺的非生态化精神的否定来确立自己 的表现的对象，更要以精神生态学家的风姿探索生 态文艺美学的表现内容和形式，这条道路虽然很艰 难、很漫长，但它是文艺美学最灿烂的明天。
建立精神生态文艺美学当然应该立足于当今时 代，因为文学艺术本质上是一种时代精神的体现。而 生态文艺美学作为精神生态反映形式，它自身就是 一种崭新的时代精神，或者说是在“人类纪”时代特 有的人类“精神圈”的一种突围和重构。在整个现代 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精神圈”，奠基于以往人类 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历史，天然缺失生态纬度自然 生命活力的滋润，使人类的生命存在远离与自然相 谐和的感应体验方式，“人类对自然的依存越低，他 的生存便越贫乏和卑微”，“人类自认高于其他物种， 这不会带来人性的提升”。实现人类“精神圈”的 生态化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命题。精神生态化建构的 文化基础是现代文化向生态文化的转型，生态文艺 美学作为精神生态的直接反映形式，不但是现代文 化向生态文化转型的内在推动力，而且能以更为感 性的形式展现生态文化“精神圈”的建立一精神圈 的生态化，起到其他文化形态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吸 收古代和现代文艺精神精华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 既不同于古代也不同于近现代的一种展现精神生态 的文艺美学。
中美关系论文 第5篇
导致目前中国贸易结构—对美欧为盈余对亚洲邻国为赤字—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一是（也是最重要的）中国吸引FDI的政策，特别是制造业。到2003年上半年，外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达到了4800亿美元，远远高于任何一个新兴市场国家，而且一半以上的投资都流到了制造业部门。中国不仅很少限制外国制造业企业的持股比例，而且还通过关税和其他政策，允许生产出口产品的外国企业按照国际价格经营。外国合资企业和外国独资企业进口的机械设备全部获得了进口关税豁免的待遇。如果其生产的最终产品是为了再出口，那么用于加工最终产品的外国进口零部件也可以免除进口关税。而且，如果制造商生产的出口产品中包含在中国采购的零部件，那么这部分零件的国内增值税也可以获得退税。加上成本低、生产率较高的优势，中国成为全球最有竞争力的生产基地。
中国的全球竞争力在美国进口产品结构上得到了反映。90年代初中国（以前是韩国和台湾）成为美国唯一的最大的鞋类供应国。10年来，中国（以前是韩国、台湾和香港）一直是美国玩具和运动产品的最大供应国。去年，中国取代日本和墨西哥成为美国消费类电器和信息技术硬件产品（如计算机）的最大供应国。
上面描述的贸易结构（中国对美国呈现盈余，对欧洲盈余稍小，对亚洲邻国呈现赤字）还源于另外两个因素。首先，位于其他亚洲国家的企业在中国投入了大量的FDI。与人们想象的不同，中国的美欧投资者数量相对较少。亚洲企业投资（特别是香港、台湾、韩国和日本）占到中国吸收的FDI的约70%。亚洲的企业倾向于在本地区采购高附加值零部件后提供给驻中国的分公司。例如，去年，中国与台湾出现巨额贸易赤字，赤字额超过了250亿美元。去年，中国从台湾进口的商品中有2/3不是最终产品，而是零部件，台湾驻大陆的企业负责完成最终产品的加工，然后出口到全球市场，主要是美国和欧洲。
第二个因素是，与亚洲企业把中国作为出口产品的生产平台不同，多数美欧企业是为了在中国销售最终产品，而不是为了出口。最好的例子是大众公司，在过去十年里，其控制了中国轿车市场的大部分份额。大众在上海和长春的合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全部在中国国内市场实现了销售。而且这类企业也更多地在中国国内采购零部件，而不是从本国进口零部件。
总之，美欧在中国的投资相对较少，而且主要是面向中国国内市场。亚洲企业不仅投资规模大，而且从本国采购大部分零部件再把产品直接销往北美和欧洲。上述因素导致了美国现有的贸易结构。
最后，我认为，中国巨大的不断增长的对美顺差并不表明中国采取了系统性的贸易保护的行为。中国的确对一些特殊部门和产品采取了保护措施，这违背了入世承诺。但中国的确也是最开放的国家之一，也许是所有新兴市场国家中最开放的国家。
中国经济较高的开放程度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近年来，中国进口增长迅速，从1990年的534亿美元增加到去年的2950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超过了15%。今年，中国前九个月的进口增长了40%，是2002年同期增长率的两倍，预计全年进口额将比去年增加1000亿美元。今年，中国进口可能超过4000亿美元，第一次超过了日本的水平，这标志着中国成为继美国和德国之后世界第三大进口国。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呈现不同寻常的强劲增势，尽管中国经济增长率很快，但中国进口增长速度更快，这可以从一方面说明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
第二个衡量中国经济开放度的指标是进口与GDP的比率，即进口比率。中国进口比率从1990年的不足15%上升到去年的接近25%。今年，这一比率可能达到30%，几乎是日本8%进口比率的4倍，是美国今年预计14%进口比率的两倍。
第三个衡量中国经济开放度的指标是中国进口关税的保护程度。中国在入世之前就已开始削减进口关税，平均关税率降幅达3/4，从1982年的55%下调到2001年初的15%。目前，中国平均进口关税是，制造产品平均关税仅为。当然，这依然明显高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水平，但中国制造产品的平均进口关税已远远低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例如，如果2005年乌拉圭回合承诺得到全面履行，阿根廷制造产品的平均关税将为31%，巴西为27%，印度为32%，印尼为37%。而中国当前制造产品进口关税率为，到2005年将下降到9%，只是上述四个国家税率的1/4-1/3。
按上述三个指标衡量（进口规模大且增长速度快、出口/GDP比率高且不断增加、关税下降快且幅度大），相对来说中国确实是一个开放型的经济体。但这一结论并不能否认中国还需要全面履行入世承诺。美国贸易谈判特别代表办公室和其他美国政府机构应继续敦促中国履行所有的贸易承诺。尽管中国全面履行承诺可能对美国部分出口商十分重要，但我们应看到，全面履行承诺并不能对美中双边贸易赤字产生太大的影响。赤字问题是由结构性因素导致的，而不是贸易保护主义。
人民币汇率
人民币低估了吗？如果是这样，中国应做何调整？对美中双边贸易会产生什么影响？
不容质疑，人民币确实被低估了。自1994年人民币盯住美元以来，中国经常项目盈余占GDP的比重平均为2%，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四年中，中国资本项目呈现巨额盈余，其占GDP的比重为1%。为了保证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维持在的水平，近来，中国当局不得不购进大量外汇，外汇储备也随之大幅增加。
中国的这一行动已经表明中国承认人民币低估了。到目前为止，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治标不治本的措施来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而不是对其汇率体制进行任何改革。就在上周，_宣布其将下调出口产品增值税退税比率3个百分点，这会使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产品价格出现上升。但是，与汇率改革产生的效果不同，这一措施对进口产品的相对价格不产生任何影响。中国当局还表示要放宽FDI流出的审批手续、实现出境游自由化，以及允许国内金融机构发行美元债券。中国正在考虑允许国内保险企业购买外币标价的金融资产、批准《合格国内机构投资者计划》以允许中国居民投资国外证券，等等。所有这些措施将增加外汇需求、减少外汇供给，从而减轻官方外汇储备的压力。
美国应鼓励中国把实现更灵活的汇率体制作为其长期目标。过去几年，中国反复强调货币自由兑换和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是其改革目标，中国的这一长期愿望是不需争论的。
然而，对中国来说，中短期内实现货币自由兑换和浮动汇率制是不可行的。中国居民在银行系统中的储蓄额达10万亿人民币，中国储户没有什么机会实现存款多样化投资。降低对资本流动的控制将导致大量储蓄流向外币金融资产，中国各银行的储蓄资金很可能会大量流出。鉴于中国主要大银行存在的众所周知的问题，这种储蓄资金的流出很容易导致中国银行业危机。因此，除非当局已经解决了国有银行的偿付能力问题，否则，中国当局不会放松对居民储蓄的控制。
我和我的同事MorrisGoldstein姑且认为，人民币低估了约15%-25%。因此人民币应重新估价，同时中国当局也应扩大汇率浮动范围，并在这一范围内允许由市场因素来决定人民币的价值，人民币应盯住一篮子货币，而不是仅盯住美元。
中美关系论文 第6篇
“审美关系”起点说:对主客二分论的初步超越
章文对蒋孔阳美学思想的第一个批评是其“审美关系”说，理由是，蒋先生把审美关系作为美学研究的出发点，但“在审美关系中主客体是对立的但主客对立的审美关系如何能产生主客统一的审美活动”在章文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多处这样的指责，如说“蒋孔阳美学思想理论的推演从主体和对象的两分开始”，“审美关系以主体和客体的对立为前提”，“美感产生于主客体的对立”等等，这就把主客二分的帽子硬套在蒋先生头上了在我们看来，这是明显的曲解
首先，蒋先生把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看作美学研究的起始点本身，实际上已经隐含着超越主客二分的意图和努力他没有像许多人那样先在地设定固定不变的审美客体和审美主体的存在，然后在此基础上寻求在主客体之间建立起审美关系;而是在审美关系中考察审美主客体，事实上肯定了“审美关系”逻辑在先的原则
所谓“关系在先”，从逻辑上说，是审美关系在先，审美主客体(美和审美的人及其美感)在后，因为审美主客体都是在审美关系中现实地生成的;但从时间上说，美审美主体审美关系3者都是同时发生展开和生成的，没法严格地区分蒋先生认为，人对现实的关系可以有多种，审美关系只是其中一种特殊的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关系按照这一思路，人与对象在所处的不同关系中，具有完全不同的身份，成为完全不同性质的主客体，只有在审美关系中，人与对象才现实地生成为审美主客体就是说，从逻辑上说，只有在种种关系中先确定了审美这种特定关系，才有处于这种关系中的每一方(审美主客体)的现实生成和存在
蒋先生把审美关系作为美学研究的起点，实际上为审美主客体双方的生成和存在确立了规约性前提:我们必须也只能在“审美关系”中展开言说，谈论美美感及审美主客体等美学基本问题蒋先生明确指出，“人间之所以有美以及人们之所以能够欣赏美，就因为人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审美关系”[1]，而不是先有人以外的美和从来就会欣赏美的审美主体这样一种二分一个人只有当他以审美态度凝神观赏一个对象时，他才作为审美主体而存在，所以，任何先在的固定不变的审美主体都是不存在的;同样，任何客体，如果没有被人作为美作为审美对象而观赏，它也充其量只能作为一个物一个客观实在(体)而存在，而并不是作为审美客体而存在，所以，任何先在的固定不变的审美客体也是不存在的换言之，只有当客体和主体进入特定的审美关系时，它们才成为现实的审美客体和审美主体这实际上已肯定了在因果逻辑上审美关系对美和美感的在先地位，即肯定了生成论的“关系在先”的逻辑原则这就是蒋先生初步突破形而上学主客二分思维方式的立足点，同时向我们洞开了一种新的生成论的美学入思方式由此可见，章文关于蒋先生美学思想中“审美关系以主体和客体的对立为前提”的指责是对蒋先生观点的曲解，是想当然的，毫无根据的
由上可见，与当代大部分美学学派包括大部分持实践美学观点的学者不同，蒋先生既不是把美(美的本质)，也不是把美感(审美经验)作为美学研究的出发点和主要对象，而是把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列为美学研究的出发点表面上，这似乎只是具体研究对象的不同，但实际上这种研究起点和对象的改变涉及思维方式和哲学根据上的巨大差别，恰恰表现出蒋先生开始了对主客二分思维方式的某种超越
其次，蒋先生在论述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是美学研究的出发点时，还突出地强调这种关系的变动性与复杂性他说:“无论作为关系主体的人，或是作为关系客体的现实，以及它们所构成的关系，都既不是简单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都各自具有多层次的结构，多方面的变化”[2]而且，正因为整个人与现实的关系是处在永恒的变动中，“因而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的特点也不是固定的
形而上学的随着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不断地变化和发展，大千世界的美的东西也不断地变化和发展”[3]，人的美感同样也不断地变化和发展这就明确无误地揭示了变动性和生成性，乃是审美关系以及在这种关系中生成的审美主客体双方所具有的一个根本特性蒋先生强调审美关系以及其中的“关系主体”“关系客体”(体现出蒋先生“关系在先”思想的提法)3者的变动性复杂性丰富性，实际上是将这3者还原放置到人与现实的具体的生成的变化的审美关系中去它显然包含和孕育着一种突破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思维抽象的思想因为既然主体与客体以及二者间的关系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过程，那么，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抽象对立即主客二分就会由于自身的非现成性非确定性而被化解从而，主客二者之间的关系由于主客体的现实性具体性和历史(时间)性，变成了具体现实的，并回归于具体历史的时空中去所以，抽象的超越时空的主客体关系根本就不可能存在这也证明了用主客二分来归纳批评蒋先生的审美关系理论，是多么违背实际，多么断章取义，多么随心所欲!
突破认识论美学框架的尝试
章文对蒋先生“创造美学”思想的另一重要批评是指责他“把审美活动与认知活动等同”了，其理由一是“因为认识了现实对实践的肯定，认识了人的本质力量的优越性而感到美，因此，创造美学在一定程度上是把审美活动与认知活动等同了”;二是批评蒋先生把认识论的自由与审美的自由等同了，说“创造美学认为，实践对现实的认识和改造实现了自由，审美自由也由此产生，这种自由观与李泽厚刘纲纪等人一致，但这种自由只具有现实的有限性，它根本不同于审美活动的超越性和无限性”我们认为，这种论断显然完全歪曲了蒋先生的原意，是把这种经他歪曲了的观点强加到蒋先生头上，然后加以随心所欲的批评下面，我们对这两点指责分别作出澄清
首先，蒋先生在提出审美关系的发生时就明确区分了审美活动和认知活动他认为，人对客观现实之间，可以因为人的不同态度而形成和具有多种多样的不同关系，其中他提到比较主要的3种关系，“实用的态度是一种实用的关系，科学的态度是一种认识的关系，而美感的态度则就是一种审美的关系”，这已经明确把认识关系和审美关系区别开来了;他并且说明，“所谓审美的关系，就是作为主体的人，通过欣赏或创作活动，在客体的对象中，去发现感知和鉴赏它的美以及它的其它的美学特征” [4]显然，人和对象正是在现实的审美活动(“欣赏或创作活动”)而不是认知活动中同时生成为审美主客体，对象成为美，主体则去“发现感知和鉴赏”而不是认识这个美这里，审美活动与认知活动被区分得一清二楚，只要不是抱有偏见的人，都不会也不应当指责蒋先生“把审美活动与认知活动等同”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