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乐论文 第1篇
关键词：音乐艺术；中国传统声乐；文化观
一、前言
中国传统声乐主要继承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观念，并且在此基础上不断进行创新形成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声乐。中国传统声乐不仅包括在历史上产生的、世代相传下来的古代声乐作品，而且也包括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现代声乐作品。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五千年的历史，并且在历史的沉淀下孕育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声乐文化。中国传统声乐作品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形式也是多种多样。中国传统声乐在世界声乐史上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从而能够在世界声乐史上立于不败之地。
二、中国传统声乐艺术的文化观
（一）“心为乐之本”
在我国，传统声乐不仅关注审美客体，而且也关注审美主体。在中国传统声乐中要尊重科学的规律，并且更加注重传统文化的本源。除此之外，中国传统声乐也注重人文精神，在中国传统声乐不仅能够反映人的内心体验，而且也能够体现中国“天人合一”以及“天人感应”的哲学思想。所以，从人本的角度来分析传统声乐，心灵不仅是思维的器官，而且也是情感的器官，通过声乐可以将人的情感反映出来。在中国古代音乐著作《乐记》中曾经这样叙述过：“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这就深刻的将中国传统声乐的本体观表现出来。怎么将人的情感渗透到中国传统声乐中呢？这主要是由于：第一，中国语言文字具有一定的独特性，所以就为语言向着音乐转化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第二，中国传统声乐的动机就是能够将人的情感表现出来，从而能够实现歌唱的最高境界。通过中国传统声乐可以将人类的感情抒发出来，并且在表达情感这一方面声乐比语言更直接更有效果。在中国传统声乐中通过旋律的不同，可以将喜怒哀乐之情抒发出来，最终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从而使得中国传统声乐发展成为人们相互传承以及共同追求的净胜生活方式。
中国传统声乐不仅认为情感是声乐的本体，而且认为情感与声乐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乐记》中曾将“音心对映”的关系进行明确的阐述，音乐是通过声音表现出来，但是音乐的本质来源于内心。如果内心是悲哀的，那么音乐的声音也是悲哀的；如果内心是欢快的，那么音乐的声音也是欢快的。人的内心感受不同表现出不同的声音。所以中国传统声乐更加注重心声的相结合，使得声乐能够将人的情感表现出来。
（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声乐在发展的过程中被赋予了不同的价值以及作用，从而具有不同的声乐功能观。从调节生活的角度来说，声乐艺术更加注重娱乐消遣的功能；从艺术欣赏的角度来说，声乐艺术更加注重审美功能；从精神熏陶的角度来说，声乐艺术更加注重塑造人格的功能；从移风易俗的角度来说，声乐艺术更加注重治国安邦的功能；从传递情感的角度来说，声乐艺术更加注重人际沟通的功能。
从中国传统声乐角度来说，声乐艺术具有一定的社会教化价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主要是指在改造社会不良风气以及改造社会陋习方面，声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在道德这一方面，声乐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表明了声乐在社会教化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论语・阳货》中，孔子指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其中的“诗”主要是指《诗经》中的歌曲，“可以兴”就是通过使用比兴的方法，可以通过歌曲将感情抒发出来；“可以观”主要是指通过歌曲，可以了解到当时的社情民意以及当时的道德观念以及社会价值；“可以群”主要是指通过歌曲可以使得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得到交流，最终能够保证社会的安定；“可以怨”主要是指通过歌曲可以将内心的愤懑以及不满表现出来，并且将社会中不公平的现象表现出来，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儒家思想不仅注重声乐的社会教化功能，而且认为声乐能够很好的实现政治思想。通过声乐能够使得社会秩序达到稳定，而且也能够帮助人们形成一定的伦理道德，最终能够使得社会和谐发展。乐教与礼教的社会作用以及功能是相辅相成的。乐教在古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且在实现治世以及盛世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三）有韵则生
在声乐创造的过程中，审美情趣以及审美理想影响着声乐技能观。声乐技能观更加注重对华美之声的追求，而且通过统一、华丽以及完美的声音艺术来吸引观众。
与其他艺术相比较，中国传统声乐艺术具有一定的审美理想，并且中国传统声乐更加注重“韵味”，有韵味的音乐可以感染听众。有韵味的声乐是指能够将内心最丰富、最真挚以及最细腻的情感以及艺术美感渗透到歌声里，从而使得歌声具有一定的意境。在中国传统声乐中要注重把握以下几个要点：第一，“字正”。字正主要是指在声乐中要注重语言的清晰、准确以及纯净。语言的清晰以及准确，可以使得听众一听就懂，并且能够毫无障碍的了解到其中的感情，最终能够产生一种美感。第二，“腔圆”。腔圆主要是在声乐中要讲究行腔的顺畅、圆通以及完整。在声乐中要将语调、语气、语势与声乐作品的内容进行结合，从而能够将声乐的感情充分的表现出来。第三，“情真”。情真主要是在声乐作品要讲究情感的自然以及真挚，从而能够使得声乐作品能够吸取越来越多的听众。情真能够真正通过声乐打动听众，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三、结束语
中国传统声乐具有悠久的历史，并且在不断的发展。在我国现存的最早的声乐作品就是《诗经》，在《诗经》中将声乐的重要性阐述出来，并且表现中国传统声乐的文化观。中国传统声乐在继承了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进行创新，从而使得中国传统声乐艺术更加具有时代性。
参考文献：
[1]李纯.论中国传统声乐艺术的文化观[J].艺术百家，2011，2（20）：17-19.
[2]尹萍.论中国传统声乐中的“形神合一”[J].艺术百家，2008，5（7）：17-18.
声乐论文 第2篇
关键词：民族声乐教学真假混合声训练
混合声是真声和假声的混合，它既有真声的结实、明亮，又有假声的柔和、圆润和高位置。这种声音上下自如统一，音色甜美明亮，给人以亲切真实的美感。它不存在由于换声而出现的音色不统一现象，又克服了真声唱不上去，假声唱不下来的困难,是当今普遍公认的一种科学的唱法。
人声本来就有真声(声带的全振)和假声(声带的边缘振动)两个机能的存在，恰恰是这两个机能的混合，我们才获得了宽广的音域，这音域大大地超越了生活语言所需要的范围。
真声和假声两者的混合声音,其发声状态为：从低声区开始就使声带边缘变薄，掺入少量假声，随着声音的上行，假声成分逐渐增多,但仍不失少量真声。中声区真假声相伴，混合共鸣较好。混合声的音域统一连贯，无明显的换声区。这种声音的效果是“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假难分，真声不炸，假声不虚，混在一起”。一般说来唱高音时假声成分多些，头腔共鸣就丰富，唱低音时真声成分多些，胸腔共鸣成分就越多。这种混声的发声是充分运用共鸣器官来配合声带振动变化为依据产生的混合共鸣。
混合声具有明亮、清脆、流畅、甜美的声音特点。由于它具有真声色彩，比较接近我们的语言，容易吐字清楚，声音上下贯通又比较方便，所以它符合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混合声已被越来越多的民族唱法歌唱者所采用。其实，在我国传统戏曲、曲艺、民歌中，混合声早已有应用，只不过由于各自有着不同的剧种风格、语言和地方欣赏习惯，所使用的真假声比例不同而已。民族唱法的自然混合声必须经过科学的训练才能获得，更是初学者所不容易掌握而又必须付出相当大的精力和耐心来雕琢的。所以在教学中，笔者把混合声的训练作为重点来教授。笔者根据多年的声乐教学经验，总结出行之有效的训练方法，收到了非常明显的效果。
一、用“哼鸣”唱法训练混合声
哼鸣是初学者乃至学习有成者练声的极好方法，是获得声音高位置的良好手段，有利于体验头腔共鸣和声音靠前的效果。这种训练非常必要又容易掌握，练习闭口哼鸣时要注意:
1.身体自然直立，胸部自然扩张，两肩放松，吸进适量气息并注意保持吸气的姿势，找呼吸支点。
2.嘴唇微闭，舌头自然放平，舌尖轻靠着下牙根，下腭和颈部肌肉放松,上下牙稍分开不要咬紧。
3.哼唱时颌关节向上打开，鼻道打开，感到声音集中在鼻腔上方，两眉之间感到明显振动，像擤鼻涕时的感觉，找哼鸣焦点，哼在“气上”。不论音的高低，都始终保持这种高位置的感觉,这对上下声区的统一很有益处。
高音开始的下行音阶容易找到头腔、鼻腔的共振感觉，一般说来下行音阶要比上行音阶容易些，气息比较易于控制，声音容易哼得连贯。音阶下行第一个音较高，发声器官的肌肉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随着音高的降低，肌肉随之逐渐放松，而逐渐放松比逐渐紧张要容易控制，初练时在自然声区练习，不要哼高音，因为哼高音对初学者来说极易形成喉头上提，造成声音挤压。哼鸣是哼出来的，不是唱出来的，声音应无任何振动感。用深的呼吸支点，轻轻推出气息，音量不大但很松弛，很集中。
练习哼鸣时，方法一定要正确，如若不正确，发出的声音又紧又僵，带出来的声音就不会有好的效果。哼唱正确了，带出来的声音才会好。检验哼鸣的对错，可以在哼鸣时看嘴巴能否随便动作，而不影响声音的进行，如若不影响，就说明方法对了。这样，用哼鸣方法练唱时，嘴巴在做咬字动作和做表情动作时，就不会影响声音。所以哼鸣练习对呼吸支点的体会和真假混合都有很好的效果。
二、用打开喉咙喊嗓子的方法训练混合声
喊嗓子本是戏曲演员从祖辈沿袭下来的传统练声方法。它之所以能流传那么久、那么广，必然有它存在的道理，这道理是有其科学性的。多年来笔者在教学中始终保留了“喊嗓子”的传统。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喊嗓子决不是一般人认为的“扯着脖子喊叫”而是科学的训练，它首先强调的是打开喉咙，使其处于自然放松的状态。然后由弱到强，由低到高地“喊”。简单地说就是一句话：“打开喉咙喊嗓子”。卡鲁索的夫人在《卡鲁索的一生》的书中写到：“卡鲁索常常对着镜子练声。他把口张得特别大，把舌头伸得很长，像要给医生检查喉咙那样，然后发很尖锐而‘位置’很高的高音来做练习。”我国著名声乐教育家沈湘教授曾说过：“打开喉咙喊嗓子是最科学的发声方法。”事实证明只有在最佳状态下喊嗓子才能做到如下几点。
1.打开喉咙喊嗓子，使鼻腔张开，口腔中口盖抬起，积极收缩成拱形，咽腔中会厌卷起，咽壁直立，喉头放在深呼吸的自然位置，这样发声通道才能畅通无阻。在这条管道中喊嗓子，才能体会到这个管子不仅仅是一个肌肉组成的管子，它像铜管乐的金属管道一样坚实有力，只有这样才能喊出金属般的穿透力强的铿锵之声。打开喉咙喊嗓子，使口、鼻、咽、喉各器官张开，金属般的通畅管道使歌者能获得人体各个腔体的共鸣，声音上下无阻，高高低低、强强弱弱，使真假声混合得不露痕迹，使假声不虚不空，中低声区胸腔共鸣自然混着高位安放的头腔共鸣，真声区自然混着假声，使真声不白不横，做到真中有假、假中有真、虚虚实实、浑然一体。
2.打开喉咙喊嗓子，使所谓“没嗓子的变成好嗓子”。打开喉咙形成“金属管道”使演唱者越喊管道越通。音质、音量、音色也就会有明显的改变。三、u母音训练混合声
唱u母音时唇微闭成“撮口”，喉咙打开放松，上下畅通好似一根管子，口腔形成膛大口小的共鸣箱，呼气出声引起头腔、口腔、咽腔、胸腔的共振，容易找到混合共鸣的感觉。
唱u母音时，上唇要拢住，唇尖用力。如果拢不住，有的人还会出现上唇抖动，这不但会影响共鸣效果，使声音不能到位，还会造成u母音的发音不纯正。从高音开始的下行音阶练习，比较容易找到高位置，体会到头腔、口腔、咽腔、胸腔形成上下相通的共鸣的感觉。随着音高的变化，要保持声音的上下一致，做到“松”“通”“空”。
“松”是指声音松弛，不挤不压，喉咙打开，放松，在深深的气息的支持下，将声音推出，圆润、丰满、浑厚。“通”是指声音从下腹部(即丹田)涌出，至胸腔通过喉直达头顶，上下如同一根管状通道，上通下达，声区统一，气息流畅，音量不大却有明显的上下一体的振动感。“空”是指声音的流动的空间感，“四不靠”即不蹭嗓子，没有明显的着力点。总之，练好u母音是打开头腔共鸣，获得高位置，打开喉咙形成管道上下一致,真假混合声的有力手段，是带动其他母音练习的好办法，可以说是发声练习的“敲门砖”。
四、假声位置混合母音训练
在学习歌唱的过程中,经常会听到声音要高位置的要求。最能体会高位置的声音是假声,唱假声的时候,喉咙一般都是打开的,松弛的,气息也不僵,上下容易连成一条垂直的气柱,所以声音比较柔和圆润,通畅统一,演唱也相当省力。根据假声的特点和音色,可以在保持假声演唱的状态下把声音放出来,以增加声带的张力,并掺入真声成分,就会形成明亮圆润的混合声效果,同时音域也得到了扩展。
也可以这样理解和体会,就是把假声放大,变成明亮有力的声音,但一定要在不改变假声的歌唱状态下发出声音,使所有字都统一在假声的位置上转换。字的转换动作要小,而且每个字都是在相同感觉下转换的。同时也要与气息配合好,保持气息深度,否则声音就会发虚,反而放不出声音。注意假声与呼吸的关系，使用假声位置的练习，一般从上向下练为合适,因为高音容易找到假声位置,从上向下,保持位置来带声音,一直唱到低音时仍然是假声位置的感觉,加上气息的配合,便能得到混合声的效果。
母音是语言和歌唱发音的主要因素,因此,唱好母音对于歌唱来说非常重要。声乐训练的母音是a、e、i、o、u,这些母音的发音有宽有窄,有暗有亮,位置有前有后。为了使歌唱的发音统一,音色统一,符合民族唱法的声音要求,而且便于咬字,在教学中,笔者采用混合母音练声收到明显效果。
混合母音,也叫母音变形唱法,即在一个母音里混入一定量的另一个母音的成分,以达到使口腔内部的调节以适应某种发音的需要,而获得高位置声音的方法。如在a母音里混入适量的o母音,在i母音里混入适量u母音使喉、口、咽等腔体从横转向竖,从窄到内开。把两个母音混为一个音,在发声时,同时吸收了两个母音的优点,弥补了发单个母音的不足,这样可使喉头逐渐放开,发声管道竖起,声音流畅，对真假混合声的训练非常有效。
实践证明,用以上这套教学方法,经过师生的共同努力,一段时间后绝大多数学生都能做到气息畅通，音色明亮、圆润,真假混合声统一。只要不断坚持科学的发声训练,不仅对提高学生的自身素质和技能有帮助,而且会对以后的歌唱艺术实践大有裨益。真假混合声的训练,是教学工作中一项长期的艰苦而耐心细致的工作,仍有不少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本文谨以笔者多年来教学实践中的感受就教于同仁,以期引起对此问题的充分关注和思考。
参考文献:
[1]金铁霖.《民族声乐的学习与训练》，黄河音像出版社.
[2]沈湘.《美声区别于其他唱法的最主要特点》，中国音乐网.
[3]谭萍.《打开喉咙喊嗓子》，《中国音乐》，2002年第1期.
声乐论文 第3篇
中国语言与美声唱法相结合的问题
（一）美声唱法语言的特点美声唱法源于意大利的主要原因不仅仅是有悠久的声乐历史，更重要的是意大利语言自身发音带来的节奏感，大部分的词语都是以元音结尾，这样在演唱艺术歌曲时就显得语音清晰，而且富有韵律，在美声歌唱中就是通过对优美的声音和吐字的清晰程度判断歌唱家的表现能力，比如著名的帕瓦罗蒂就是通过对语音有良好的掌控，才能演唱出优美动听的艺术歌曲和歌剧，通过用不同的语言表现艺术歌曲，美声唱法能够很好地与不同的音乐文化和语言相融合。美声唱法区别于其他唱法的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混合声区唱，要求有恰当的共鸣和圆润的连贯音，真假声按适当的比例混合演唱。（1）全共鸣的混合声区，声音真假搭配、共鸣同时出现。演唱歌剧时，多用后边咽腔与鼻咽腔，让声音无论在哪个声部时都能保持音色饱满、有气韵。在高音区采用关闭唱法，让假声逐步有层次地升高。（2）美声唱法在呼吸上很有讲究，呼气的排气量一定要大，尤其在中低声区，要有像叹气一般的排气量，保证演唱时声音的淳厚而富有穿透力。（3）以鼻腔发声为主，在调节共鸣时将喉头位置放低，让发音管尽可能地拉长放宽，以得到基音最大的共鸣。意大利著名艺术家贝基认为：“美声唱法要求发声像一条线那样连贯，不能忽强忽弱、忽高忽低，声音能够像小提琴长弓时那样保持平稳，这才是美声学源的歌唱方法。”（4）根据歌唱时声音颤动的频率、振幅的大小而随着音调高低、音量大小发生变化。美声唱法由于其混合共鸣和混合声区的融合，声音的振动幅度都比较大。（5）由于意大利语的语言特点，美声唱法在咬字上也非常注重语言的节奏、音序。再加上意大利人说话夸张的特点，适当的紧张度有利于形成歌唱需要的空间，对美声的发声方式也有关键作用。
（二）中国本土音乐语言的特点美声唱法传入中国以后，很多歌唱家认为中国语言不适合歌唱，但是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中国最古老的汉字是以象形文字表现出来的，属于单音系语种，很难辨别出汉字。到了汉代末年，中国受到印度佛教的影响“，梵文”成为研究汉字的学者借鉴的方法，通过学者的不断研究，认为方块字是由不同的字音连接在一起的，称为“上声下韵”。比如“张”的构成就是用“真”和“慷”来组成的，借用了“真”字的Zh与“慷”字的ang。现在使用的汉语拼音是通过借鉴拉丁文字母和西方语言文化而演变成的，汉字的发音是由声母、韵母相结合的发音方式，具有很明显的韵律感，所以中国的汉语发音非常适合唱歌的。
（三）美声唱法与中国本土音乐相融合中国的汉语属于汉藏语系汉语族，而意大利语言属于印欧语系拉丁语族，这两个语族有很大的差别，但是二者还是有共同点，中国汉字的拼音是通过借鉴拉丁语字母而演练成的，所以二者的联系也非常紧密。在练习歌唱时仅仅用汉语音韵的a、e、i、o、u不能有很好的效果，很多著名的歌唱家都曾演唱过不同国家的歌曲，比如我国的维吾尔族的女歌唱家迪里拜尔在进行演唱的时候，能够用上意大利语、维吾尔族语以及汉语等不同的语言演唱中外优秀的艺术歌曲。所以美声唱法能够与中国语言很好地结合，并能演唱出动听的歌曲。
用美声唱法演唱中国艺术歌曲
用美声唱法演唱中国艺术歌曲就要展现自身的艺术形式，要注重“情”的表现，在歌唱中起到了主导的作用，在演唱中国艺术歌曲中不能缺少“情”的表现。歌唱者通过对歌谱内容的加工，变成富有情感和张力的歌唱形式，在练习的过程中通过对歌曲作品的消化、掌握、歌曲表达等过程展现带有感彩的歌曲，这也是演奏表现的重点。要进行完美的艺术歌曲的演唱，首先要对词谱的内涵进行深入的了解，然后通过自己对歌曲作品的思考，挖掘更多的内容，将歌曲赋予自己的感情，将歌曲的情感内容拓展出来。最后要勤加练习，歌唱者心里所想表达的情感只有在不断的演唱中才能够慢慢地展现出来，有时候所想的与表达的情感不一样，就需要歌唱者进行反复的练习，使对歌曲作品理解的感情全部投入进去。在进行歌曲表演时要注重舞台、伴奏以及伴唱等因素的影响，在完成以上几项练习后要进行整体的把控，同时在进行正式的演唱时一定要做到精神饱满、富含热情，能够将自己的感情传递给观众，还要随时地根据歌曲内容展现自己的情感。等到演出结束后要进行及时的总结，将自己表演的好坏之处做到心中有数，只有善于发现自己的不足才能不断提升自己的演唱水平，通过不断的积累经验必定会演唱出优美的歌曲。所以掌握了美声唱法的理论和技巧后，能够准确地感悟语言，分辨出不同语言之间的特点，然后再进行不断的练习，准备好演唱所需的各项工作，就能够完整地唱好任何形式的艺术歌曲。
声乐论文 第4篇
关键词：民族声乐汉族民歌分类色彩区
事物从起源，开始发展，直到消退，这看似清晰的过程，分析起来竟是如此缓慢，甚至有些模糊。这是由于一些演化而来的事物，很难由后向前追究，也很难用“划分”这样一个词来对如此复杂、缓慢的过程进行“加工处理”。所以，人们仅在此模糊地清晰些，又在清晰中变得模糊。不难看出，从本身就无法言表的音乐艺术到纷繁复杂的民歌发展。人们也很难确立出一个方整、明显的界限。单从这样一个深奥而又显而易见的角度来看，我也会不经意想到“近似”这样一个词了。
汉族民歌有多种分类方法，目前较为惯用的是按照“体裁”形式分类的方法，其大致可把汉族民歌分为：1.号子(有“搬运号子”“船工号子”“作坊号子”等)；2．山歌(包括“放牧山歌”“田秧山歌”“一般山歌”等)；3．小调(例如“谣曲”“时调”“风俗仪式歌曲”“舞歌”等)。“体裁”分类法有助于认识和研究民歌与人民生活的关系、民歌的社会功用以及音乐表现的方法、特点等问题。
但是，究竟什么是汉族民歌的“体裁”?汉族民歌体裁的划分依据应如何确定呢?“体裁”究竟是指民歌音乐形态上的艺术特征，还是指它的社会产生条件?抑或是指产生和应用场合所造成并限定了按照这一如此模糊不定的“体裁”概念分类，人们对汉族民歌的“体裁”有了不同的理解，于是便出现了多种分类方法。例如“劳动号子”，如果按产生和应用的场合把它定义为“劳动时所唱的歌”，那么“田歌”“牧歌”也是劳动时所唱的歌；但“田歌”“牧歌”的主要音乐形态特征又显然与一般的劳动号子一领众和，具有鲜明的节奏律动等特点不相一致，而更多地与一般山歌节奏自由悠长的特点相吻合；然而，二者的社会生产条件又与一般山歌不尽相同。这就产生了多种的分类方法。“体裁”分类方法产生分歧的原因是由于分类依据的不统一所造成的。这些依据中有根据民歌的使用场音分类的(例如“民间歌舞”和“小调”的分法；“渔歌”和“田歌”的分法)；也有按照民歌的篇幅分类的（“大型民歌套曲”）；还有按照民歌的社会功能分类的（“风俗歌曲”)等等。
如此众多分类依据的并存，让人们无法准确地把握该种分类法的划分标准是什么。这样一种纷乱的状况，对于民歌音乐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是不利的。江明惇先生明确地阐述了他划分汉族民歌体裁的依据，即按照民歌产生的一定社会生活条件和功用要求所形成的基本的音乐表现方法和典型的音乐性格特征。“人民的社会生活是非常复杂的，民歌的形成、发展以及流传的情况也是非常复杂的。因而，体裁的问题也很复杂。汉族民歌中多种体裁因素相综合的现象、不同体裁之间相互转化的现象都是很常见的。”①也就是根据音乐特征，演唱场合和功用这三种因素进行了综合考虑。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划分标准下，多少是将体裁划分定义作了一个“模糊处理”。遇到不同类体裁出现交集的时候依然很难把握原则。这就好比将几种相互干扰、相互交叉的划分标准混合到一起。当然，其表现出来的分类作用有时也显得有些相互干扰，左右不定。
在本文一开始，笔者提到一个思维意象，就是对于那些原本来自于劳动人民口头创作的。发展相对自由、漫长的，体裁相互交叉和渗透的民歌发展过程，所有对它的“规范化”都只是相对的。当然也包括“划分”这样一个硬是要把一潭清水分割开来的举动，其结果也只能得来一滩浑水，以至于最终难以分辨得清。像汉族民歌这样一幅类似于秀美山河风光的图画，我们最好还是不要用浓黑的笔墨勾画出它原本已经消失不清的底稿轮廓。一幅好的绘画作品，各个部位、各个阶段、各个突出的色彩区域都是相互关联、相互渗透的。
杜亚雄先生从形式逻辑方面指出，如将汉族民歌进行类似“色彩区”的划分是不当的，因为“色彩区”这一概念是从美术界借来的词语，“通常用来比喻和形容音乐的不同风格和配器的不同效果。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讲，音乐无色彩。”②美国的民族音乐学家安东尼·希格尔教授在他关于“民族音乐学”的讲座中说，人类不应仅仅研究声音，还要研究创作的背景，听众听到音乐时的景象，可能这是“音乐人类学”(Anthropology0fMusic)所需要真正研究的方向。希格尔教授对非洲一个叫做“Suya”的部落考察了两年，他对那里的原始音乐发展有着最真实、最深刻的了解。在笔者看来，所谓音乐的色彩，就是足以给那些原始部落人们精神上的影响以及使他们由衷热爱和需要音乐的原因。笔者认为，汉族民歌的产生和发展多少也会同非洲原始部落的音乐有些许相同。所以汉族民歌的色彩必定是民歌所要表现以及想要给听者带来的审美影响和功能。如果音乐没有了色彩，人类的艺术也就没有了色彩。
在笔者看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乔建中先生在《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一文中，对“色彩区”这一概念的提出，并非单指民歌音乐所表现的外在效果。之所以用“色彩区”作为划分的单位，只是想通过这样一个概念来诠释一下民歌分类的整体形象。如果追究其原因，我们也只能发现，在自然界中内部关联、内在联系是普遍存在的。抓住事物联系的本质，才是分类研究中的关键所在。
民歌作为音乐体系中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正是因为民歌的来源也很有可能代表着民族音乐的起源。民族音乐作为一个贯通古今世代相传的民族文化现象，由于较强的稳定性和顽强的生命力，使民歌保持着基本的特征承袭下去，并且保留着浓郁的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与此同时，由于人文，社会，地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民歌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当然，也会导致其某一部分的消亡)，由此而产生并呈现出一幅壮阔雄伟的民歌山水画。这是民歌文化发展乃至自然界发展的必然规律。所以从其本质意义上的结构、形成、融合等角度来看，如果用规整的格式、严格地划分，是不能将其分离开来的。既然民歌的起源无法从地理以及文献中确认，民歌的发展又包含了那么多的共性与差别，民歌又在特征以及歌词、曲调上存在着交集的区域，我们就不能为汉族民歌的分类找到一个真理似的答案，将民歌的起源区划开来。于是人们着眼于分析汉族民歌以及文化发展的过程。笔者还是比较同意华夏民族在黄河流域优先发展的同时，辽阔的祖国大地上分布着各种类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它们各有自己的典型特征，相互之间呈并行关系。由于文化发展的这种特性，就决定着各地产生的民歌有着自己的特色。这一特色所表现出来的正是各地汉族民歌起源和发展的区别之处。
在最原始的基础上，汉族民歌在地理、文化、语言、社会、人文、地域、历史等诸多条件作用下，使其本身得以变化、发展。举例来说，语言对民歌的流传和演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民歌的分布在东北、西北、西南之所以范围比较大些，显然与当地的语言都属同一语系有关。东南虽然不大，但方言的分支却比较多。因此民歌的分布也比较复杂。通过各种条件的影响，汉族民歌在保持原始风格的基础上加以改编，发展成为富有多样性，又带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民歌艺术形式。之所以体裁分类法存在着一些歧义，可能也正是由于此，由于这些割不断、理还乱的联系，所以，任何想通过一种或几种标准来规范汉族民歌的划分方法都不大可能将其盘根错节的内在联系断开。
音乐的外在表现是音乐最终的归宿，不论汉族民歌在悠悠岁月长河中如何演变、如何更新，它也必须通过某种音乐手段和效果表现出来，我们可以称这种效果为“色彩”。而汉族民歌在内部保持联系的现象，正是事物发展的一种必然规律。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将其理清、分化。不然就近似于社会在倒退。根据民歌艺术表现出来的风格差异，也可说是不同的效果，我们完全有理由将汉族民歌分为若干个部分。之所以叫“色彩区”，也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引用、概括。我们大可不必追究“色彩区”这一名词的运用是否得当，重要的是，这看似利用事物表面的规律和形式作为划分标准的分类方法却大大解决了民歌分类的诸多“标准混淆”的问题。其实站在历史的舞台上，人们唯一的权利就是用当前的目光来回眸历史。正如汉族民歌发展到今天，也只能是等待我们以当前民歌所表现出来的形式、风格来认知和研究它。所以，利用已发展到如今的汉族民歌所表现出来的风格特征对其进行学术上的划分，正是符合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应该是最准确、适当的方法了。
汉族民歌艺术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风格各异、有着浓浓乡土之情的心底之声。不同风格、不同色彩的民歌代表着不同的历史，不同的内涵。那么就让这来自五湖四海，祖祖辈辈相传的肺腑之声共同诠释华夏民族不朽的声乐文化。
注释：
①江明惇著.汉族民歌概论.上海音乐出版社，1982年12月，第27页.
②杜亚雄著.中国音乐.1993年1月，第10—12页.
参考文献：
[1]乔建中著.土地与歌.山东文艺出版社，1998年2月.
[2]乔建中著.国乐今说——乔建中音乐文集.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3]江明惇著.汉族民歌概论.上海音乐出版社，1982年12月.
[4]杜亚雄，桑海波著.中国传统音乐概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王耀华，杜亚雄著.中国传统音乐概论.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6]_鹏著.传统是一条河流.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年版.
声乐论文 第5篇
1927年，在_大学院院长蔡元培等人的支持下，中国近代著名的音乐教育家肖友梅，创建了我国近代第一所部级音乐高等学府，上海国立音乐院（后改名为国立音专），上海国立音乐院是我国近代声乐教育史方面唯一的中国自办音乐院校，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许多著名的声乐教育家都毕业于该校，上海国立音乐院建院初期，蔡元培亲自兼任院长，帮助肖友梅主持该院的初期组建工作。1928年以后，肖友梅才亲自担任院长、院长。肖友梅担任院长以后，亲自督导声乐教育工作，在当时，上海国立音乐院聘请了许多中、外著名的顶级声乐教师，在声乐教学方面，成绩斐然。1928年，萧友梅找到周淑安，希望她能担任学院的音乐教导主任，在萧友梅的诚意聘请之下，周淑安欣然应允。当时，学院的小提琴组、钢琴组主任都是外国人担任，由一位中国女性来担任声乐组主任，大大出乎别人的预料，周淑安的名声，在学院产生了很大的轰动，引起了众多学生以及老师的关注。周淑安上任声乐组主任后，不负众望，以渊博的学识，旺盛的精力以及极大的工作热情，超负荷地工作着。周淑安工作积极，一丝不苟，她除了教声乐主科外，还指导学生视唱练耳学习，同时，在举办音乐会时，还担任合唱指挥。除此之外，周淑安还出任学校的音乐联系指导，为了提高学生的音乐水平，在学生进行音乐表演时，周淑安还主动为学生做音乐伴奏。在很多音乐会的比赛场合，都会看到周淑安伴奏的身影。周淑安的精心教学，开阔了学生的艺术视野，充实了学生们的学习内容，学生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视野，了解声乐艺术作品，她的辛勤劳动，不仅增强了学生们学习声乐的兴趣，还大大提高了学生们对声乐的理解能力。周淑安不仅注重教学，还注重理论研究，在学贯中西的基础上，周淑安还悉心研究传统戏曲，认真学习民族戏曲的美学原则，在教学过程中，她仔细研究民族戏曲的特殊表现手法，追求声乐艺术的民族艺术气韵和中国艺术意境。她诲人不倦的育人精神，获得了众多学生的赞誉，也为她赢得了良师的美名。对于学生音乐天赋的挖掘方面，周淑安也有着独到的见解，她知道怎样挖掘学生的音乐潜力，在教学过程中，周淑安不仅认真负责，还善于循循善诱、因材施教。她对每个学生的学习状况都了如指掌，学生中谁的声音太粗，谁的鼻音太重，谁音调不准，谁又容易跑调，周淑安都心知肚明，她根据学生的自身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指导，主动挖掘学生音乐天赋，为每位学生规划不同的音乐学习计划。她耐心地为每一位同学指点迷津，不断提高学生们的音乐素养。周淑安自身的天然音质不算美，并且声乐教学时的音量也不够饱满，但是，她能够坚持刻苦训练，弥补自身先天之不足，同时，加上她掌握相当丰富的文献资料，对音乐的深刻理解，还是在声乐艺术教学中，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周淑安教的许多学生，都有一个共同的优点，就是吐音咬字十分清楚。周淑安的教学十分严谨，她一直用科学态度对待声乐艺术，就算是演唱外国歌曲，也是一丝不苟“，以字行腔”，她坚持“以字行腔”的教学原则，连外籍教师都赞赏不已。
二、周淑安对中国现代声乐发展的影响
周淑安不仅具有极高的敬业精神，而且爱生如子，体恤自己的学生。其中，著名音乐家胡然先生以及女歌唱家、音乐教育家唐荣枚先生都曾经受到周淑安的关心和照顾。胡然先生自幼喜欢音乐，学习用功，但是家境困难，为了节省车费，胡然先生每天都要徒步上学，但是他的家离学校很远，即使坐车还要半个小时，周淑安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为胡然买了一个季度的车票。而这个票钱相当于周淑安一个月的工资，后来，音乐学院聘请到俄国籍男低音歌唱家苏石林担任声乐老师，周淑安立即领着胡然先生去见苏石林，她以学生前途为重，让胡然转到苏石林班上继续学习，而正是这次机会，造就了胡然先生成为我国近代音乐界的男高音歌唱家，并且胡然先生继承了周淑安的教育思想，创建了湖南音乐专科学院，成为了著名的音乐教育家。周淑安重点体恤的学生中，还有一位名叫唐荣枚的学生，周淑安了解到唐荣枚家境清寒，交不起学费，就找到校长说明情况，申请特批唐荣枚每学期只交1/3学费，由于周淑安的精心关照，唐荣枚在学业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后来成为著名的现代音乐艺术家、女歌唱家、音乐教育家，被称作“延安夜莺”。
声乐论文 第6篇
关键词：先秦古希腊声乐起源审美
声乐是音乐艺术中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它包含“声”和“乐”两个部分的内容。“声”是歌唱的载体，是表达传递“乐”的前提和必须的手段。“乐”给人们带来的审美感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声”的技巧、能力及发展水平。声乐中的“声”以人类自身特有的“乐器”——嗓音为发声体，借助于语言的形式，以良好的气息控制和丰满而集中的共鸣为特点：“乐”则由音高、调性、节奏等诸音乐要素组成。在中国先秦和古希腊时期，“乐”还是“诗乐歌舞”等艺术形式的综合性体现。因此，声乐中的“声”与“乐”并不是彼此分开的，“声”是手段。“乐”是情是目的。是引起人们最终审美体验的最为重要的一部分。
声乐作为最具代表性的艺术样式之一，同时也是人类文化的载体。古代东西方世界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先秦时的中国与古希腊，在声乐发展上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如两国在声乐的起源上，都与宗教或者人类早期的社会化活动密切相关，声乐从最初的实用性逐步发展到具有了审美的功能：两国早期声乐表演的形式都是集诗歌、舞蹈、音乐于一身的综合性艺术：声乐审美中“和”与“和谐”是声乐美的最终标准等等。
一、声乐的起源
关于音乐的起源。在中国秦代吕不韦主持编纂的《吕氏春秋·大乐》篇中就有记载：“乐之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与太一。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并对“太一”做出了解释：“道也者，视之不见、听之不闻，不可为状。……不可为行，不可为名，强为之，为之太一。”《大乐》中用所谓的“道”来解释“太一”，宇宙中一切事物的发生、运转及其内在的规律，都必须符合天道，音乐的产生也不例外。这一看似肯定音乐的产生存在着客观规律的判定，事实上体现了唯心主义的哲学观。经汉代整理，总结了先秦的音乐思想而成的《乐记》一书中，开篇即提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声变，变成方，为之音。”是说人们内心情绪的变化是由外部事物所引起的，因有感于外部的事物，而发出声响，音调随着情绪的变化而变化，于是产生了音乐，音乐以歌声的形式表达，形成了早期的声乐。这种“物动心感说”体现了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的哲学观。《尚书·虞书·舜典》则从包括歌在内的诗、声、律等在音乐中的相互作用以及天人合一的审美观念，对音乐的起源进行了阐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一阐述具有客观唯心论的特点。
在声乐起源上，和中国先秦时期受唯心论影响相类似的是，古希腊神话认为歌唱起源于神。今天西方世界中的Music一词，来源于古希腊，他是Muse(缪斯)的形容词形式。缪斯在古希腊的神话中司职艺术，“开始时，只有三位，其中两位体现所有艺术的共同特点：学习和技艺，第三位的名字是‘歌’”。由此看来，缪斯女神虽然承担着掌管歌唱的职责，包含了音乐的含义，却又并不仅指音乐，尤其是缪斯女神在后来的神话中发展了九个之多，统管艺术与科学，而他们中的任一个，都可以指缪斯女神。因此，缪斯女神事实上是包括歌唱在内的诗乐歌舞以及科学的综合。除此以外，关于古希腊声乐的起源，还有一种学说比较盛行。那就是“模仿说”。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认为歌唱出于模仿，“人类从天鹅和黄莺等唱歌的鸟学会了歌唱。”无独有偶，古希腊另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认为“音乐直接模仿人的七情六欲，亦即灵魂所处的状态一温柔、愤怒、勇敢、克制及其对立面和其他特性，因此，人类聆听模仿某种感情的音乐时，也充满同样的感情。”。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论认为音乐起源于音乐自身以外的事物，可以说是一种形式——他律论音乐哲学观的早期雏形，它为19世纪西方音乐美学中的“情感论”奠定了哲学基础。
和其他艺术样式的起源一样，远古时期的声乐和宗教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无论是在古希腊还是在古代中国，在声乐的起源上都深受宗教文化所影响。古希腊宗教是全民信奉的一种多神教，而古代中国的宗教是一种多元化的受巫术与图腾崇拜影响的宗教。因此，就声乐的表现内容和情感所指上。两者是不同的。但就声乐表现的形式来看，两者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似之处，那就是古希腊和古代中国声乐的产生与最初的发展，总是和诗歌、音乐、舞蹈融合于一体的。古希腊的神话传说中，缪斯女神同时掌管着诗乐歌舞和科学。“形式完美的古希腊的音乐总是与歌词或舞蹈。或与二者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在诗歌、音乐、舞蹈三者之间的关系上，古希腊与中国先秦之间是存有差别的。在上述综合的艺术形式中，古希腊的声乐较之中国先秦，地位更为重要。这一点通过希腊语中舞蹈“Choreia”一词是由合唱“Choros”衍生而来的便可见一斑。在盛大的音乐比赛会上，在壮观的酒神赞美歌(dithyramb)中，歌手或合唱队随着音调与诗节边唱边舞，歌为主，舞蹈辅之。而在古代中国，强调“诗言志，歌永言”，歌只是辅助的作用，舞起主导作用。舞可以在“歌”不能尽其意的情况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尚书·益稷》记载虞舜时乐人夔所说：“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中国周代的“六代乐舞”中乐舞《大武》则更是以舞蹈为主，在群舞、双人舞和独舞等舞蹈表演的间歇，歌唱穿插其中，共同表现武王伐纣的主题。古希腊和中国先秦的声乐，从内容上看。尽管最初都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具有唯心论的特点，或多或少的留有模仿说的痕迹等。但就表演形式来看，古代东西方声乐中的“音乐”包含了“音”的形式，更注重“乐”的内容，是包含了诗歌、舞蹈、音乐与一体的艺术样式的综合，因此，从声乐的起源和发生的意义上讲。“乐本体”的观念是东西方声乐中所共有的观念。
二、中国先秦时期与古希腊声乐中的审美观念
随着声乐最初的起源，声乐在作为实用性手段的同时，其审美特征日益凸显。在中国先秦时期与古希腊声乐的审美观念中，“和”与“和谐”的概念是两者所共有的，尽管彼此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中国先秦声乐的审美观念中强调“天人合一”和人性的完善，即“德”的“和谐”观，在强调形式美的同时，更加注重美的内容，并且保持着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而古希腊“和谐”的审美观念强调一切文化的神学性质，强调音乐的美是众神的绝对美的体现，和谐、整一与秩序是神的自身属性的表现。古希腊强调音乐的美在于形式，而这种美的形式又总是和神结合在一起。因此，古希腊音乐上的审美常常从纯形式因素上着眼，古希腊音乐中“和谐”的审美观念就是构建在逻辑数理这个纯形式的基础之上的，它强调审美听觉上的和谐与数量间的比例关系，这种“和谐”的审美观念在后来又增加了斗争的因素。
中国先秦时期声乐审美标准，可以通过季扎观看周乐后的评论以及孔子的音乐美学思想中感受到一种近乎统一的一致性。
公元前554年，吴公子季扎出使鲁国时，被“请观于周乐”。《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对季扎欣赏周乐后作出的评论进行了详尽的记载。从史书记载的当时周乐的表演内容和表演形式来看，有歌唱也有舞蹈，内容和《诗经》大体相当。纵观季扎对周乐的评论，无论在声乐表现的风格特征，还是歌曲演唱的艺术形式。无论是对音乐表现的情感体验，还是音乐中所体现出的艺术形态，包括渗入其中的主体音乐艺术审美观念，始终贯穿着“和”的音乐审美特征。在季扎看来“美”是“和”的第一层境界，“德”是“和”的最高标准。
孔子声乐审美中的“和”，体现的是其哲学思想中是否符合“中庸”的标准为前提的。他所要求的音乐，在表现情感时要有所节制，在内容和形式上必须高度统一，音乐的内在审美体验与音乐本身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美感都保持在适度“中和”的状态《论语·八佾》中还记录了孔子对于乐舞《大武》的评价：“《武》为尽美矣。未尽善也”。说明孔子对于《大武》中以武力取天下的做法是持反对态度的，他所崇尚的是“仁”政，是“和”的思想。音乐的内容与形式只有符合这一审美尺度，才是“尽善尽美”的音乐，譬如孔子推崇的乐舞《大韶》。
古希腊声乐审美中的“和”(和谐)，是毕达格拉斯学派提出的。毕达格拉斯学派从音程构成上发现音体质和量上的差别与音调高低之间的比例关系，就听觉上的和谐和数量比例的关系，得出这样一个命题：“音乐是对立因素的和谐的统一，把杂多导致统一，把不协调导致协调。”因此，和谐的音乐来源于和谐的乐音运动与和谐的结构比例之中。毕达格拉斯把“数”当作音乐的本源，提出音乐的美与和谐只能从“数”的关系中寻找，把偏重于形式上的属性进行了绝对化，和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论不同，毕达格拉斯学派是形式——自律论音乐哲学的雏形和美学渊源。
此外，我们从古希腊声乐的特点及其表现形式上，也能感受到“和谐”的审美观念贯穿其中的审美倾向。“早期的希腊音乐非常简单，伴唱总是同一声部。没有两个独立并行的旋律。希腊人根本不懂得复调音乐。但是，这种简单性决不是一种原始主义的标志，他不是产生于无能。而是由某种理论即和谐的理论作为前提。”早期的古希腊声乐是由说唱、吟唱等简单的独唱形式构成的，并常常伴有舞蹈。这种以说唱为特点的声乐样式本身就比较简单，没有复杂的节奏和宽广的音区，伴奏乐器如里拉琴、双管笛或是类似竖琴的特里戈诺等只作简单的同度或八度的伴奏。在古希腊悲剧的合唱中。要求声部之间也应尽可能的简单，与其说是合唱，不如说是齐唱。因为古希腊悲剧中的合唱既不是和声式的，也不是对位式的，因此不存在多声部的写作，当时的音符的恰当名称应该是“支声”。在声乐合唱中，唯有声部之间如此的简单，才能体现出古希腊时代的真正意义上的“和谐”之美。
与毕达格拉斯学派强调音乐的和谐在于数的比例关系有所不同，古希腊另一位著名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从音响的角度，从人耳所能感知的音乐运动的审美形态中，进一步地探寻音乐美的“和谐”的本质。赫拉克利特认为“互相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一切都是从斗争产生的。”赫拉克利特理解的音乐的“和谐”之美产生于事物对立面之间的冲突，是一种对立统一之“和”。公元前5世纪之后的赫拉克利特生活的时代，一些史诗性质的声乐伴奏乐器通常以里尔琴、基萨拉琴和阿夫洛斯管等为代表。里尔琴和基萨拉琴是源于希腊本土的乐器，音乐风格相对较温和，符合早期的希腊音乐“和谐”的审美习惯。阿夫洛斯管则由小亚细亚传入希腊，这个由单簧和双簧构成的乐器，拥有一对声音尖锐刺耳、穿透力极强的管子，用于特定的声乐形式如酒神赞歌和狄俄尼索斯崇拜之中，包括后来希腊悲剧中的合唱也常常使用阿夫洛斯管进行伴奏。这种尖锐的声响本身就是对于柔和的拨弦乐器发出的声音的颠覆，而阿夫洛斯管在当时的器乐节和声乐节中也常常与其他乐器同台竞技，这说明古希腊人曾经在早期的单一的音乐中所寻求的“和谐”已经不能满足于后来的审美体验了。原有的音乐“和谐”的审美观念正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因此，当音乐必须表现出更多的动作展现和更复杂的情感内涵的时候，音乐中“和谐”的审美观念不得不包含更多对立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