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毕业论文 第1篇
[关键词] 英美文学；女权主义理论；重要性；现实性
在我国，英美文学课一直是各大高等院校英语专业高年级的一门重要专业知识课程。而近些年，围绕如何能够更好地进行英美文学的教学的话题更是热议不断。其实，早在2000年，教育部在其颁布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中，对于英美文学的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就明确地作了如下规定：“文学课程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理解英语文学原著的能力，掌握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与方法。授课内容可包括： 文学导论；英国文学概况；美国文学概况；文学批评。”从中我们不难发现，文学导论，英国以及美国的文学概况都是我们传统教学的基本内容，而文学批评理论这一大纲所明确规定的内容却在大多数高校中处于缺席地位，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而本文，将主要从女权主义的角度出发，来着重探讨这一西方文学理论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重要性以及现实性。
一、女权主义理论概述
所谓女权主义理论是一种伴随着西方女权运动而发展起来的文学理论，是一种以女性为中心的文论。众所周知，长期以来，人类社会一直处于一种以男权为中心的形态中，女人游离于社会边缘，成为男人的附属品，没有真正的话语权与自。而为了颠覆这一传统的男/女二元对立，在西方国家，先后发生了两次妇女解放运动。第一次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妇女获得选举权；第二次，则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妇女为争取政治，教育，文化等各领域的权利而进行的声势浩大的运动。而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
二、女权主义理论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重要性
比迪・马丁曾经说过，“如果没有受到文学理论的教育，学生们很少有机会清晰地去思考问题。”所以由此可以看出，文学理论在英美文学课中的重要性。可是，此时大家可能会说，英美文学这门课给学生的感觉本来就已经是高深而枯燥了，如果再涉入理论的讲解，岂不是老师给自己找麻烦？其实不然。因为，在各个西方批评理论中，女性主义理论就是我们最好的切入点。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受封建主义统治上千年的国家，男尊女卑的思想即使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仍有残留，例如，很多家庭的重男轻女现象。而通过上面的文字，我们也可以得知所谓的女权主义理论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男性对女性的统治与压迫，宣扬男女地位的平等。所以，以女权主义理论为切入点来分析文学作品，不仅可以使学生没有陌生感，还能提高她们的兴趣，引起她们的共鸣，从而为其他文学理论的相继学习而铺路。这里，笔者将以美国女作家凯特・肖邦的《一小时的故事》为案例，进一步阐释说明。这部小说主要讲述了一个小时之内女主人公在得知自己丈夫不在了的消息后的心理变化以及最后丈夫完好回来时的瞬间反应。在引入女权主义理论之前，学生进行预习的时候，非常不解女主人公的一系列心理改变。为什么丈夫不在了她还能如此兴奋？是悲伤过度还是她本身就是一个“不善良的”女人？而在课堂上，对女权主义进行介绍之后，学生们逐渐理解了主人公的行为，因为那是一种对自由的长久渴望，对长期处于夫权社会下的一种解放，而最后女主人公的死亡更不是医生所谓的见到丈夫安然回来的兴奋所致，而是希望破灭后的绝望。所以，通过此理论的导入，学生不但可以更加深层地理解文学作品的意义，更能以批判性的思维来剖析问题。
三、女权主义理论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现实性
在我国，英语专业一向都是处于一种“阴盛阳衰”的局面，即男女生比例通常可以达到1：4或1：5甚至相差更远。而在前面，我们也说过，中国是受封建主义制度影响极深的国家，“相夫教子”、“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等各种思想即使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广泛流行。因此，引入女权主义理论的教学，对于帮助当代女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将会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首先，通过对文学作品的女权主义解读，我们可以引导学生们得知，作为女性经济独立的重要性。例如，在我们最熟知的一部作品《飘》中，女主角斯嘉丽在当时的年代经营生意以此来保护自己的家人以及庄园的精神就可以使得大家受益匪浅。一位女性，尤其是新时代的女性，只有在经济上独立，才能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来参与到各种社会活动中。另外，通过女权主义理论与相应作品的学习，学生们会逐渐意识到，作为女性应该保持意志上的坚强，人格上的独立，做自己身体与精神上的主人。而且，要让自己跟男孩子一样学会为自己的未来拼搏，并能在重要的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综上所述，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尤其是女权主义理论的学习，不仅可以使得学生燃起对文学的兴趣，学会对作品的批判性剖析，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学生，尤其是女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参考文献：
[1]教育部.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z].北京/上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女性主义毕业论文 第2篇
女性通过对女性文本的阅读,来唤醒女性之间的共同经验,从而产生女性话语共鸣,引发女性话语的再生产欲望和潜能,这是最初的女性主义经验批评方法①。这个基本的方法也是通行的最有生命力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
伊莱恩·肖沃尔特是美国着名女性主义经验批评实践理论家。1977年,她用经验批评的方法写出成名作《她们自己的文学:从勃朗特到莱辛的英国妇女小说家》,提出女性基于她们自己的经验创作文学,构成了不可忽略的亚文化现象。1981年她在《荒原中的女权主义批评》里再次深刻指出:“迄今为止,女权主义批评始终没有理论根基,在理论的风雨中它一向是个经验主义的孤儿。”②肖沃尔特实际上指认了男权中心的理论话语如风雨一样考验着女性主义批评话语,支撑后者的核心只能是女性的经验。因此,肖沃尔特在她的《走向女权主义诗学》中提出,女性主义的经验批评可以有力切入男性写作研究,通过阅读男性书写的女性形象,不仅可以发现对于女性经验的排斥、扭曲和疏漏,也可以发现男性对于世界的偏见;女性主义经验批评尤其有助于女性写作研究,不仅能够发现女性建立的话语历史,了解女性话语特色,而且可以从心理学、符号学探求女性写作和精神生产的轨迹③。
女性主义的经验批评虽然也受到争议,被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质疑有本质主义倾向④,但是,它对经验差异性甚至流动性的关注,可以使不同种族、国家和地区的女性经验进入女性主义批评话语序列,从而建构多元化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并越来越赢得女性主义实践者们的青睐。女性主义希望中心和边缘可以互动式存在,一切边缘的经验可以通过话语表达而进入中心,一切中心话语的权威性可以通过质疑其经验价值而消解。这也包括女性主义批评本身的权威性与边缘经验。如白人女性主义批评对于黑人妇女经验的忽视,使得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兴起并改变了女性主义批评的构成⑤。
陈晓兰把女性主义经验批评方法称为“经验论”,认为它是女性主义多元批评的哲学基础。女性主义批评并非统一的理论流派,它以否定、补充、修正男性的理论假定和方法为开端,同时又借用男性的理论和方法,因此呈现多元化特征。但以“经验论”为根本保证,就可以使女性主义批评不同于任何批评流派,不会像20世纪许多流派一样,经历“观念的产生”、“权威人物的出现”、“重新制定文学标准”的高潮,最后被新的流派取代而“过时”⑥。
张京媛在《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书中,也娴熟地运用女性主义经验批评来阐述“feminism”一词在中国语境中的演变。张京媛主张将其译为“女性主义”。理由是“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反映的是妇女争取解放运动的两个时期,前者是“妇女为争取平等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后者则“进入了后结构主义的性别理论时代”。在中国女性的经验中,前者是一个解决了的问题,_的法律已经保证了男女平等的权利。而后者则可说是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课题。女作家们已经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来表达男女平等情况下的中国女性处境,她们被男性化的复杂后果,和她们寻找女性气质回归的复杂情绪,改革开放带来的性别竞争,尤其令中国女性需要发现自身的性别优势何在。为了使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话语与中国女性经验相逢对话,张京媛做出了话语权力的选择。“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使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通过阅读与写作的革命。”⑦
二、女性主义经验批评方法在当代中国的实践与困境
关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经验方法在中国本土语境中的发展,徐艳蕊《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二十年》做了较细致的梳理。按照“女性文学”、“女性意识”、“女性主体性”、“女性写作”几个重要词汇在中国出现先后与争议情况,该书有序地呈现出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历程。该书认为,“女性意识”是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端词。它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⑧,便是由于女性意识到了自身经验与男性经验的不同;而具有这种意识的文学便是“女性文学”⑨。如此说来,当代中国语境中的“女性文学”实际上就是指女性主义文学。
该书通过梳理发现,进行“女性主体性”建构标志着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走向成熟。_年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的出版是一个标志。该书的核心观点是,只有通过言说和书写女性经验的真实,才能打破父权象征秩序的迷宫,获得自我成长的突破,获取女性的主体性⑩。全书借用拉康的“镜像”理论,讨论女性在父权象征秩序中的困境,但解决困境的方法却是女性自身的经验。该书结尾也许过高估计了父权象征秩序对女性主体成长的压抑和阻碍作用。在批评话语与写作话语的对话中,女性经验主体从女儿成长为女人的历程,在后续的历史际遇中实际上被认为没有起到经验智慧对实践应有的作用,这也许是借用男性理论家理论和方法所产生的局限。因为如果承认一个人的特殊主体性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女性写作的现代探求即使遭遇压抑和挫折,也不一定由此表明女性主体不复存在,换装的花木兰也不一定表明花木兰丧失了主体性。然而,是什么样的主体性以及以什么样方式呈现主体性,的确是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需要破解的难题。
当代中国语境中的女性主体性建构多元而复杂。源于人文主义思想资源的批评,认为女人和人的经验是共通的,通过共通经验思考女性经验的独特,是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经验之一。刘思谦的女性文学批评多持此立场(11)。另外,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认为,女性的主体性沦丧只是因为受压迫、被剥夺了社会生活空间,女性完全可以通过参与社会劳动而成为社会主体。然而在文学中,获得了社会劳动者主体身份甚至成功的女性,在生活中却并没有因此而体会到主体的自由和幸福,这是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要阐述的另类经验之一(12)。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三大场域展开:女性的阅读、女性的写作和女性文学史的发现。女性的阅读,是指作为认识世界和体验生命的女性主体的阅读,她阅读和批判男性书写的文学,指出其中女性经验的缺失情况和由此产生的偏见程度。女性的写作,是指作为认识世界和体验生命的女性主体的写作,她书写自己经验的独特与经历人生的成长,记录作为个体生命的自我认识和认识世界的体验,并通过写作建立自己的话语,表达对世界的观点,参与世界对话。女性文学史的发现,则是女性主体对于自己历史的寻找,通过女性文本的再阐释,把历史上遗忘的女性文本找回来,建立它们的话语联系,并重新阐述历史。《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二十年》梳理了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这三个场域进行的尝试性工作(13)。
“个人化写作”对女性成长的性经验的重视,对父权制社会中性别压抑意识的自觉,并有意营构女性主体形象和一种独特的表达风格,正是试图实践一种基于女性独特体验的女性美学。但“个人”与“女性”连接在一起,造成的一个难以解脱的困境是,尽管女性可以呈现被父权制文化所压抑、擦抹的女性经验,但这种关于女性经验的书写仍旧必须在以父权/男权为等级结构的社会/文化市场上流通。(15)
一方面,发生在中国90年代的私人/身体写作事实,蕴含着丰富复杂的社会变迁信息,包括女性在其中参与、承担及适应商业环境的复杂经历,以及社会民众对于私人日常生活关注的热情。然而,身体写作理论没有能够进行更有说服力的阐述。另一方面,日常生活写作的其他角度仍然深入进行,女性话语生产仍然保持诸多面向的努力。但对于中国女性经验复杂性的难以命名,批评和研究缺乏本土理论支持。这两方面相加或许就是90年代后期以来女性文学研究界频繁地使用“困境”、“危机”这类词形容自身处境的原因(16)。女性主义经验批评方法,需要与中国经验结合对话的再生,而这种结合对话的再生过程,也许需要返回对当代中国女性写作文本的重新细读。
女性主义经验批评方法所假设的两极经验,有助于批评沿着逻辑的同一律展开,在这种逻辑中,女性写作将建立起女性的文化,即基于女性经验主体对于世界的价值体系。戴锦华在《涉渡之舟——新时期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17)、徐坤《双调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18)中都体现了对这一逻辑的遵循,和由此展开的关于女性写作的文化探讨和文化想象。
在对当代中国女性写作文本进行研究之后,戴锦华透彻地发现了沿着女性经验之路抵达女性文化建设的重重困难:它要面临的不仅是男权文化的壁垒,更重要的是围困女性已久的文化镜城。在这个镜城之中,每一次对目标的逼迫,也许恰恰是一种远离(19)。戴锦华充满思辨的批评语言始终在分析镜城,即男权父权象征秩序制造的女性自我之城,如何成为女性寻找真实自我的阻挠和围城,女性写作参与历史的分解并尝试在间隙中显现隐匿其后的女性经验,女性写作的话语表现为对男性话语栅栏的越界,因此,似乎女性经验确证的最后净土只能是姐妹之邦。而姐妹之邦的精神文化,在都市荆棘中如同安慰的花朵。这样的文化想象,相比文化冒险的艰巨涉渡努力,似乎也使戴锦华对女性主义批评本身的穿透力有所怀疑,她曾用“犹在镜中”来表达自己作为女性主义批评家的境遇(20)。她似乎更加确信冒险过程的意义,或者更加喜欢冒险过程本身的智力乐趣,对于女性写作展开的文化想象反而并不是很乐观。戴锦华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可说是女性写作原画复现式批评,重在对女性写作过程的详尽分析,展示其中充满的话语权力搏斗和技能策略调整,探索写作经验与女性经验合一的动态过程,呈现写作主体和女性主体于实践中建构的艰巨历程。
这种没有坐标的感觉,或者对于价值目标充满疑虑的思考,也体现在徐坤的女性主义批评中。不过,徐坤坚信当代中国女性写作最终会由边缘向中心过渡,这或者由于她本人是作家的缘故,直觉让她相信,只有从渴望西方理论话语认同和提携的梦想中醒来,才能发现当代女性写作对于本土女性主义诗学建构的努力与成就(21)。
女性主义毕业论文 第3篇
关键词：视界融合；读者中心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影响
一、引言
女性主义思潮发源于18世纪的自由女性主义（liberal feminism），以社会性别论，或社会性别差异论（gender theory）为其理论基石（鲍晓兰，1995：1-18）。女性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了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学等现论的影响，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将这些影响折射到了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翻译观是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其理论功用主要为女，即在翻译中尽量“使女性在语言中显现，从而让世人看见和听见女人”（Simon，1996：20）。
意义问题自20世纪以来，一直是人文科学所关注的热点之一。其中，关于意义的生成、确立、解读以及意义的不确定性、多元性等问题的探讨与翻译研究密切相关（刘云虹,2002）。而在对翻译文本中意义的阐释过程中，现代阐释学与接受美学为意义的多层次、多角度彰显提供了理论立足点。
而本文重点探讨现代阐释学中伽达默尔的“视界融合”、接受美学中姚斯的“读者中心论”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影响,并对其理论指导下文本意义话语空间的有力拓展。
二、当代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目的是，坚决反对在文学作品中将女性置于社会下层，并将翻译附属于文学的哲学传统。为此，女性主义必须探讨翻译是如何被“女性化”的过程，解构以结构主义为基础的传统译论以及构成其哲学基础的性别逻辑，因此对翻译的性别角色，对规定性的“忠实”伦理以及语言的功能和作用提出了质疑。女性主义认为原作在地位上等同译作，语言反映性别歧视的现实，并且强化了性别歧视，翻译不是一种机械的语言转换，而是一种涉及到文化干涉和协调的创造性活动（张景华，2004）。
女性主义翻译观主要代表人物有L. Flotow, S. Simon, G. Spivak, L. Chamberlain, , S. Lotbiniere-Hawood等。她们的观点主要有：（1）消除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中对女性的歧视；（2）重新界定译作和原作的关系，译文与原文应享有同等的地位；（3）翻译不单是具体的语言“技巧”问题，还应包括文化、意识形态等诸多问题（蒋骁华，2003）。
三、“视界融合”与“读者中心论”
（一）现代阐释学：“视界融合”
“视界”（Horizon）可以译作视野、视阈、视界，意指“看”的区域，包括人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伽达默尔从哲学上赋予了这个概念以新的含义。首先，视界的基础是历史性的：人如果不把他自身置于这种历史性的视界中，他就不能真正理解历史流传物，即历史文本的意义。其次更重要的是，视界不是封闭的和孤立的，而是在时间中进行交流的“场所”。因此，视界是不断地运动的，当这一视界与其他视界相遇、交融时，便形成了新的理解，这就是“视界融合”。所以他说：“人类此在的历史运动在于：它不具有任何绝对立足点限制，因而它也从不会具有一种真正封闭的视界。视界其实就是我们活动于其中并且与我们一切活动的东西。视界对于活动的人来说总是变化的。所以，一切人类生命由之生存的以及以传统形式而存在于那里的过去视界，总是已经处于运动之中了。”（伽达默尔：1999）这就是说，不仅我们现在的视界而且过去历史的视界都是开放的和变化的，它们处在一种视界融合的过程之中，于是过去和现在、主体和客体、自我与他者都融为了一体，构成了一个无限的、开放的统一的整体。
女性主义毕业论文 第4篇
论文关键词：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文化批评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当代西方文化思潮更趋多元化。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九十年代渐趋兴盛的后殖民主义等各种理论相互影响，而且各种文化理论纷纷把文学批评的目光投向文化研究。将从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人手，分析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实属文化批评的范畴。
1谈论文化热
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文化?这是一个关涉到当代西方文学批评走向文化研究的契机的问题当代英国学者特雷·伊格尔顿回答说：“因为就此有重要的论题可谈，一切都变得与文化有关，这个在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圈内颇为时髦的话题实际上属于文化主义的教义”。伊氏进一步分析其原因说，首先，在战后的西方，文化第一次在现代时期成为物质生产总体上的一个重要力量，其次文化是六十年代以后政治斗争的一个领域，是政治冲突之媒体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主义属于一个特定的历史空间和时间”。这其中，内化了男性中心主义阅读策略与价值的女性批评能够逃逸出父权制文化制约而最终重构出自己的批评或言说标准吗?历史作为文学的“文本”是一个一统意识形态杜撰的连续性神话吗?
要回答上述问题，就意味着你不仅要成为文学批评家，而且还必须成为文化批评家，正如当代英国学者大卫·戴奇斯所说，现实的批评应该是这样的：“它把自己同全部文化活动的综合体连袂起来，而文学的生产只作为其中一个未完成的片断”日。这表明，文学批评与文化之间有一条无形的剪不断的脐带。
2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实际情形
2．1从新历史主义角度看。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文学批评家的任务与其说是消除文学的文本性，不如说是应当从文本性去重新看待一切社会现象。文学是同历史事实同处于符号化的思想空间，在这个共同的空间中，文学参了历史的过程并对现实的塑造。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历史是由许多声音、许多力量组成的故事，不仅统治者、强者，而且边缘人、弱者也在起着作用”，所以，“不应忽视文学、非文学、社会文本的并列存在以及跨文化融合的方法～。具体的批评实践则突出表现在新历史主义对文艺复兴时期文艺特别是莎士比亚戏剧的泛文化解读之中。譬如，在莎士比亚剧作中，有不少对男女双方性暴力、欲求、力量关系的描绘，莎士比亚就是把当代或过去的社会，历史带进戏剧里去加以戏剧化，以艺术的装扮、拨用、戏耍来重新界定和塑造文化。
从上述对新历史主义及女性主义的分析可以看出，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已不再仅仅是单一的文本分析，它已经广泛地吸收了政治学、语言学、历史学、精神分析、社会学、哲学、人类学、历史学、艺术史等学科的理论成果，变成了一种文化的创造与再创造活动。这是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解构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和种族和少数民族研究所共同信守的观点。
3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特点
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在走向跨文化融合而形成一种文化诗学的过程中，虽然方法各异，却呈现出几种鲜明的共同特征。
3．1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跨学科性。这种跨学科性是建立在跨文化融合的基础之上的，尤能体现出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文化研究取向。这种跨学科性是以解构的方式吸收多元理论达到重建文学研究新理论的目的。例如，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一开始就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独立学科，它存在于现有学科之中，又游离于现存学科之外，曾一度被认为是“只有观点，没有理论，没有方法的非学术政治”。八十年代出现的少数族裔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则重点考察了种族和社会性别在双重文化与种族交往中的作用。
(1)这种跨学科性直接导致了当代西方文学批评方法论上的多元性。如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就充分吸收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分析方式，提出了自己的“女性写作”理论。这种理论一反传统西方视思想、身体和语言为一体的观念，强调了女性欲望语言与男性欲望语言的不同(前者重理性、逻辑性、等级性，后者反理性、反逻辑性，反等级性)。跨学科的文化融合和方法论上的多元取向成了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一个主导倾向。(2)这种跨学科性还直接形成了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开放性品格。美国解构主义批评家米勒认为，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经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地位”。通过它既安排我们的文化知识同时也安排我们的批评历程。这将不是一种结构主义语言意义上的诗学，它将超出对文学话语的研究而成为对文化实践和理论的研究。
3．2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批判性。这种批判性突出体现在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政治反抗倾向和文化批判倾向中。譬如，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每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文化都包含着对它显见格局和核心价值的否定，这种否定体现为对潜在的对立格局和边缘价值的默许，由此，每一种文化的真正整体格局都是在官方提供和官方反对的格局之间的功能性平衡中产生的。
而在女性主义批评家肖瓦尔特看来，女性批评理论“是一项把女性文学本文与女性主义批评本文确定为‘修正、占有和颠覆行为的’以及确定为‘种类、结构、声音和线索’差异之总和的方案”。这种修正、占有、颠覆以及对差异的追求正是女性的政治反抗和文化挑战。l·布朗在其新著《帝国之末i十八世纪早期英国文学中的女性和意识》中更明确提出：“我想重新确定十八世纪文学研究的方向，建立融合各受压迫阶层的全面分析，以使这一领域的研究能推进女权主义的、反帝的、反种族歧视的自由政治目的……意识批评应成为再现过去进步观点的方法，成为支持当代激进变革的基础，而这是通过把有权者的文学改造使其为无权者服务来实现的”。
女性主义毕业论文 第5篇
摘要随着翻译的文化转向,翻译理论也日益丰富起来,出现了多流派的翻译理论。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分别从不同的方面来研究翻译活动,为翻译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其中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以其鲜明的政治色彩来看待翻译,在为译学研究拓展了新的领域的同时,也受到了一定的抨击。
关键词:女性主义 翻译 理论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一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形成背景
1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形成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及理论渊源。
(1)女性主义
又称女权主义。20世纪,席卷欧美并波及世界其它地区的女性主义运动,使人们尤其是女性意识到这个世界的父权性质,发现了性别不平等的现实,进而要求性别平等和女性独立。随后,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以性别作为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切入点,强调女性的主体意识,并用女性的主体意识重新审视整个社会文化和历史传统,突破一系列传统范畴和价值尺度,致力于揭示女性在历史、社会、文化中从属的根源,以达到发掘女性话语、重建文化研究新理论的目标。她们认为女性必须获得语言的解放,她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力求消除语言中的性别歧视。在语言消除性别歧视之后,她们敏锐的视角很快延伸到翻译领域。
(2)女性与翻译隐喻
二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主要观点
1 原作与译作的关系
结构主义哲学基础――中心论和二元论,往往假定了某种性别的二元对立,对立的其中一方处于决定性地位的中心,而另一方则是被决定的边缘;中心是本原和本质,而边缘是派生的和非本质的。女性主义者认为,翻译隐喻以及传统译论对译作的歧视,来源于极端的二元对立模式,即把译作与原作的关系就像男性与女性的关系一样对立起来。女权主义认为,男女的差异是相对的,他们的关系应该是一个连续的整体,而不是截然相反且完全不同的两极。翻译与原作之间也应是一个连续体。根据互文性,任何文本都是互文本,其他文本或多或少的有一些特征存在于这一文本之中,后来的文本与先前的文本存在着发展和继承关系。因此,女性主义认为译作并没有损害原作的完整性,也没有背叛原作,而是延续了原作的生命并使它继续生存。译作使原作超越了时空的限制,扩大了原作的影响,原作对译作的依赖不亚于译作对原作的依赖。
女性主义毕业论文 第6篇
【关键词】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困境及原因思考
人所共知，中国大陆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之所以能在20世纪九十年代呈蓬勃之势，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大量引进了西方女性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论。中国自己并没有像西方那样独立的女权运动，也没有独立的女性主义理论，包括女性主义的文学批评理论，因此它很自然地要向“西”看，其在理论资源、理论框架、话语形式上都是对西方各种理论流派和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双重借鉴。
一、困境之表现
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女性主义批评传入中国已20多年。作为一种外来理论，它已在这片土壤中扎根，获得了合法的话语权并成为一门显学。然而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的处境是尴尬的，始终处在不断陷落的困境当中。这种困境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对这个问题看得最透彻的是崔卫平，她对那些以“主义”之名出现的批评表示怀疑：“尽管‘主义’号称自己对历史和现状的一种新的解释，是重新并真正客观地认识这个世界，但实际上往往是在它的认识活动开始之前，它就已经结束了这种认识：它的结论早已准备好，正是原先的那个前提、立场。他(她)们自己把它放进去又掏了出来。比如带着‘男人是压迫者，是削弱女人的力量’这种眼光去扫描历史与现实，所得出的结果不会比这更多，无非是再加上一些血迹斑斑的佐证，给人添油加醋的感觉。” 这是目前对女性主义批评之困境一针见血的文章。
第二个方面的困境是女性主义批评在本土进程中逐渐丧失了对话性和兼容性。西方女性主义批评之所以能够迅速扩展到全球，就在于它与西方文艺思潮中最富活力的结构主义、文学阐释学、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理论批评有着不同程度的融合。中国女性主义批评却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忽略了理论的对话性，使得女性主义始终无法跨越学术的屏障，缺乏理论生机。由于批评阐释的简单化、机械化，本土女性主义批评往往难以获得作家的认同，很多作家甚至表现出抵制、拒绝的态度，这就使女性主义批评陷入了自说自话的尴尬境地，批评与创作成为两套似乎毫不相干的话语系统，此种尴尬与困境，从李小江主编的《文学、艺术与性别》中大量的女作家与批评家的对话中可以得到印证。
第三个是关于女性主义批评的资源借鉴的问题，也就是大量女性主义批评家在批评实践中，更关注西方资源，但对本土性别研究、资源的继承和挖掘十分缺乏，这就使“异域性”在与“本土化”对接、碰撞的过程中产生脱节，造成水土不服。 这亦是女性主义批评在本土化语境中发展无法回避的问题与困境。
二、困境之原因探究
造成当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面临的上述困境的原因是复杂而深刻的，对于其原因，大体可分为两个大的方面：
一是由于理论上的多元性与复杂性。任何一种批评之所以会陷入困境其原因主要还是来自理论本身。而对于理论上主要是横向移植西方的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来说，问题就变得更为复杂。首先，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阶段性与多元性导致了中国批评家“译介”的不确定性和中国女性主义理论的差异性。理论上，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既是一种纵向的历史过程，又是一种横向的理论过程。从纵向看，它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初期阶段，主要是揭露文学实践中的‘厌女现象’，第二阶段，在于发现了女作家拥有一个她们自己的文学，其历史和主题的连贯性以及艺术的重要性一直被那些主宰我们文化的父权价值观所淹没着。而第三个发展阶段，不再只是要求人们承认妇女作品，而是号召从根本上思考文学研究的基本概念、重新修正完全基于男性文学经历的有关阅读和写作的现存的理论假定。这是一个批判“建构”修正的三段式，而且每个阶段的重点不同。
从横向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是多个派别共存，并各有特点，如，作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阵营两大主力的英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虽然都打着共同的女性主义旗帜，但在这面大旗下两者却是各行其道，她们在张扬女性特点的同时，对女性主义的内涵理解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其次，理论自存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也是它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作为许多阐释模式中的一种，女性主义批评与它同时期的许多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多样的身份为文学批评带来了多重关心的问题，创造了多元化的批评角度，然而也造成了理论上的自相矛盾。
二是在理论本土化建构上存在的不足。本土化建构的不足是导致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陷入困境的最直接原因。众所周知，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一种在矛盾中行进的理论。它不断为自己设置理论上的难题，不断陷入困境，也正是由于难题和矛盾的存在，才促使这一理论不断地寻找走出困境的可能。
而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较少有这种理论上的追问。不难看出，我们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文章很多都是美国批评的回声，至少在观点上是如此。可以说，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最致命的一点就是缺乏立足本土的自我建构。作为一种以“拿来”为主的批评，“实践前行，理论滞后”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大特征。理论建构的不足必然会促使批评家们在批评实践中言说的多样性甚至混乱性。没有稳定的理论、没有相对统一的标准，所有的批评都是以具体文本作为出发点。为了文本阐释的需要，对同一个命题，不同的批评家针对不同的文本有其不同的界定。
总之，中国的女性主义在其本土化努力中呈现出困惑和尴尬，直接地影响了其走向深化。只有打破男女性别对立的壁垒，加强女性批评家和男性学者的良性对话，在这个基础上共建开放的、符合中国本土特色的理论体系，女性主义批评才可能真正健康的成为一种指导创作和现实的理论话语。
参考资料：
［1］崔卫平.“我是女性，但不主义”［J］ .《文艺争鸣》，1998(6).
［2］ 李小江.《文学、艺术与性别》［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女性主义毕业论文 第7篇
【关键词】女性主义 方法论 新闻传播学 应用
女性主义理论在被引入到新闻传播学领域后，多年来在众多学者的关注下，也取得了较大发展，但仍面临一些尴尬困境，需要更多的新闻传播界的理论学者予以关注，以期这一理论在新闻传播学中得到更好的应用，从而促使大众传播媒介能够大放异彩。
一、女性主义研究综述
女性主义作为一种西方社会思潮，发源于十八世纪的自由女性主义。女性主义的发展可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前期强调女性针对男性而言的专有权；中期突出两性差异；后期反抗本质主义的规定。在这三个发展历史进程中，女性努力寻找自身的发展空间，争取准确的自我定位。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现代女性主义开始追求两性平等，开始冲破家庭的束缚，争取在外界得到自我肯定，寻找自身的准确定位，从而推动了女性主义理论的蓬勃发展。
女性主义源头可以追溯至文艺复兴时代。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达斐尔特与我国孔子的教育思想类似，他也指明了教育对象的有教无类，认为应该不论贵贱，抛开性别，人人都可以入学进行学习，并把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这种办学思想和方式的传播使得接受教育的女性开始增多，并将更多的思维启蒙意识传给更多的人。启蒙运动时期，法国妇女首先举起了争取妇女人权、反抗社会压迫的大旗。
18世纪至19世纪初，女性主义的目标是争取和男性相同的政治权利：选举权、受教育权以及工作的权利，并取得了巨大成就，越来越多国家的女性获得了与男性相同的参_利，随之而来的是女性教育的广泛展开以及女性就业人数的不断增加。20世纪中期，女性主义进入到了实质性的发展阶段，从表面的争取权利平等进入到了批判性别歧视和男性中心主义的阶段，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觉醒。这一时期，女性主义逐渐摆脱了传统意义上的反对男性主义浓厚的政治话语权，并走进了西方高等教育与研究机构，作为一个特定的教育和研究领域逐渐开始形成规模。
1978年，美国传播女学者盖尔·塔奇曼与他人合著的论文集《炉床与家庭：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出版，这是“性别与传播”研究史上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部作品，标志着传播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正式成立。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界，由于起步较晚，加之受西方思潮的影响，对女性主义理论的研究基本上是对西方成果的直接借鉴。1995年出版的《新闻与传播研究》杂志第3期中系列地刊出了一批女性主义研究文章，这几篇国外女权主义者的文章仅仅描绘了她们国家的媒介与妇女关系的情形。而我国学者重点讨论的是媒介使用的性别差异和传播权与妇女人权等问题。
我国的新闻传播学者结合外国的研究思路，对女性主义开始了自己的本土化研究，在《新闻传播的文化批评》一书中，鲍海波教授对当今中国的新闻传播活动中对女性的定位及关注进行了研究，她认为女性在新闻传播中出现三重缺席：1、新闻传播主体的女性缺席，即女性话语权的缺失；2、新闻内容中的女性缺席，即对女性的报道极少；3、新闻受众的女性缺席，例如女性看电视大多是看电视剧、家居、美食及电视购物等节目。
二、女性主义理论在新闻传播学中的应用
在我国，本土化的女性主义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出现于传统文学和大众电影的研究领域，但并未引入到传统媒介当中，这样也就未能引起新闻传播学界的关注。尽管那时女性主义和传播学都已在中国生根发芽，但二者的真正结合却是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推动下的结果。1997年，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承担了国家一项重要课题“媒介中的女性形象”，主要研究项目是大众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分析，自此大力推动了女性主义理论在新闻传播学中的应用。
女性主义思潮与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相结合，是媒介文化研究的主要成果之一。上世纪九十年代，大众文化远离意识形态，摒弃严肃、神圣、深刻等意义，消解价值、消解意义，追逐平面化、零散化和享乐化，关注当下、关注个体的特性，恰到好处地迎合了从计划经济来的中国人的精神需求，也缓解了他们身处现代工业社会的生存压力，因而它倍受人们青睐。于是，以娱乐性、商业性、消费性为主要特征的大众文化在中国大地上的流行就成为顺应潮流的事。
目前，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研究方向：一种是沿袭了女性主义研究的传统批判思路，认为当今的媒介中尽管充斥着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但它们并未展示出真实的女性生活，由男权掌控的媒介所塑造出的女性形象充满了不经意的理解偏差；另一种则认为在女性主义思潮影响下，新闻传播已经出现了“女性化”的表象，但它所掩盖的却是更加隐蔽的性别不平等的实质。这两种观点视角不同，却都反映出社会性别的差异和话语权的掌控是新闻传播活动中女性主义研究的重要领域和根本实质。
女性主义鲜明地表现出它对大众传媒中展现出的性别成规（stereotype）的批判态度。比较常见的包括新闻报道中的女性形象分析、媒介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分析、肥皂剧（电视连续剧）及MTV中的女性形象分析等。实际上，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分析是一种文本分析，它较多的采用了文学批评中典型形象分析的方法，从性别权力的结构观点出发，对大众传媒中所表现出的与女性有着特殊关系的文本加以分析、归纳，从中观照女性在社会中所处的独特位置，并探寻构成这种文本的内在机制。
表面上看，女性人物和女性话题在媒介报道中频繁出现，占尽风头，但进入到社会文化层面分析，在西方新闻报道中出现最多的女性基本是“刑事案件和灾难性的受害者、某位重要男性的亲属、娱乐界或体育界的明星”，这三类女性的定位都是以男性为坐标，处处体现出男性的价值判断和审美趣味。这种“女性化”的真相“实际上是女性在媒介中被边缘化和私人化，并在男性视域里受到更大的文化贬抑”。正如研究者刘伯红所说：“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色情暴力作品中女性形象大量成为新的卖点（女性形象的商业化）以及色情暴力作
品中女性形象的扭曲反映，就是这种深刻的不平等的一种表现。同时，对色情暴力作品的讨论和在这些问题上的女性主义呼声，也可能预示着妇女解放进程中的一场更为深刻的革命。”①
受众是新闻传播活动的客体，对受众的研究是新闻传播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研究者认为，我国的新闻受众中存在女性受众缺席现象。女性受众缺席的原因：一是“产品少”，即新闻报道中的女性缺席，主要表现为女性在新闻报道中的比例很少， 新闻报道中存在着对女性角色和定型的不均衡描述；二是“工人少、领导少”，即新闻生产部门中的女性缺席。包括新闻媒介中的女性从业人员少，领导层中的女性更少，控制者大都是男性，女性在生产部门的缺席间接导致了受众中的女性缺席；三是“关注少”，即传统文化中女性缺席是受众中女性缺席的深层原因。我国长期的封建统治导致女性整体素质较低，对女性的关注和认识都存在一定的偏颇，家庭中女性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劳动，女性没有接受能力和接受时间， 导致女性受众的缺席。②
三、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的前景与不足
女性主义理论的引入，为新闻传播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前景十分广阔。但在发展中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理论深度不够。由于女性主义理论本身就是一种从西方引入的理论，我国学者在研究过程当中多受拘泥，对这一理论多是集中在表面上的一些研究，没有从实质方面进行更进一步地深入与探讨。理论家将这一理论引入到新闻传播学领域后，深度挖掘也是不够。在史学、社会学、文学等领域，研究者的研究著作大为可观，但在新闻传播学领域，能够将女性主义理论应用到新闻传播学中的研究著作确实少之又少。原因除自身缺乏创新性以外，还有对国外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动态缺乏关注，缺乏对国外最新理论的借鉴。
第二，研究领域比较狭窄。目前，国内对女性主义理论的研究面比较窄，主要集中在对西方女权主义流派各自的理论及研究方法的介绍，同时在实证研究方面，一方面介绍西方女权主义的文本分析样本和实证研究样本，另一方面运用西方理论开展国内的文本分析和实证调查研究。由此说来，国内关于女性主义理论的研究领域面比较狭窄，仍需进一步拓宽。
第三，本土化色彩淡薄。由于女性主义理论本身就是从西方引入的，“拿”到中国后，不免带有西方浓厚的文化色彩，而中国实质上的本土色彩意识淡薄，没有能够很好和中国的发展状况结合起来。在引入西方理论的同时，更好的消化和吸收则是最重要的问题。
尽管在发展过程中，女性主义理论仍有不足，但其前景仍是十分广阔的。尤其是现在，女性主义方法论在新闻传播学中的应用已是越来越广泛。众多的研究者已开始意识到这一理论的重要性，并在这一领域开始了新的研究，研究内容除女权主义研究外，还涉及到了社会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等新的内容。正是因为女性主义方法论的引入，才使得新闻传播学中的发展更为广阔，才会使新闻报道中女性与男性达到一个质的平衡。使得报道中女性的角色不仅局限于家庭、消费及男性背后的领域，更多的应该涉及女性自身的独立发展。
女性主义理论在新闻传播学中的应用必将越来越重要，这不仅会推动女性主义理论本身的发展，同时也将推动新闻传播学的发展，使女性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平等。
参考文献
女性主义毕业论文 第8篇
【论文关键词】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文学批评
在中国文学史上，20世纪初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引入无疑是唤起现代女性意识觉醒的重要因素，对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这种影响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文学观的影响，但是，它为中国当代社会对女性主义文学观念在中国文学创作中的消化和理解提供了许多经验。中国当代文学向女性精神与心灵的深处拓展，体现强烈的女性价值感与女性主体性更是得益于西方较为成熟的女性文学观念。中国女性主义文学观的形成是带有本土特色、具有阶段性特点、流动变化的过程。
一、女性主义文学观念的产生
女性主义提倡打破男性话语权，从女性的视角看待世界。女性主义文学观的产生与西方的女权主义运动是密切相连的。文艺复兴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启蒙思想的产生，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并迅速在全社会扩展开来。l9世纪兴起的女权主义运动主要是资产阶级妇女向本阶级男性统治者要求参政、就业、受教育等具体的平等权利，是仅停留于表面意义上的性别平等，实际上并未触及父权文化自身。少有的女作家的创作还不能受到社会正视，女性文学批评当然没有形成气候。
20世纪60年代以后，女权运动再度掀起高潮，广大女性真正对父权制思想文化本身提出质疑，才有了理论化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相应地出现大量女权主义的论著，为妇女言论提供了阵地。1970年，凯特·米勒特的陛政治》的出版，标志着女权主义文学理论形成。尤其是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家肖沃尔特的观点很具有代表性，她主张建构独立的妇女文学史和女性文学经典，她运用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撰写的第一部英国女性小说史《她们自己的文学》于1977年问世，她明确提出女性文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并发掘出大量被父权制文学史湮埋的女作家，对一些有影响的女作家也有了新的认识和评价。
正是这些新作品加深了人们对女性生活本质的认识，加速了女陛对父权制的反叛。可以说，它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个里程碑。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呈现出三个特征：一是披露女陛压抑的现实状况；二是批判男性中心主义的男女两性关系；三是探求妇女生活的特殊性，特别是表现女性作为有独立意识、有个性的社会主体经历。同时，一大批富有女性主义意识的文学作品的产生，必然要求一种全新的标准来阅读与诠释，从而使得女．陛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应运而生并丰富起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就在这样的理论前提下逐渐走向成熟，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也日益兴盛，这表明女性主义文学观念的逐步确立。
二、中国女性主义文学观念的雏形阶段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观念在形成和发展的同时，也开始其向世界其他国家的传播。在中国，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也有许多思想家和作家把西方的女权主义理论及女性主义文学观念引进来。这些引入，促进了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并使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观念得以形成，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出现了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的热潮，其中斯宾塞的《女权篇》等也开始传入中国，资产阶级的女权主义理论为中国妇女解放提供了思想武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人”的发现也带来了“女性的发现”，“启蒙”激发了一些女知识分子女性意识的觉醒和文学创作的热情。尤其是“娜拉热”以后，一些女性作家很快地从娜拉身上得到了女性自我意识的印证。从而也催生了带有群体女性意识觉醒的中国第一批女作家。她们主要有陈衡哲、谢冰心、庐隐、萧红、张爱玲等。冰心的《斯人独憔悴》等触及了妇女解放和鞭挞五四时期家长制的黑暗，庐隐的《海滨故人》等小说书写了当时年轻女性苦闷彷徨的心理，白薇的自传体小说《悲剧生涯》等女作家的作品都表现出鲜明与独特的女性体悟，这些群体创作是中国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最初标志，也在中国文学史上醒目地树起了女性文学的旗帜。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塑造了心灵上背负着时代苦闷青年的叛逆形象，丁玲以女性的名义，使女性成为文本中的观察主体、思维主体、话语主体，有力地打破了女性的沉默。表明创作主体已由女性意识的觉醒走向了女性意识的张扬，标示着社会上独立生存着的女性觉醒阶段正在来临。谢冰莹《一个女兵的日记》及《女兵自传》都是张扬女性主义的传纪和纪实文学，也传达出女性意识的觉醒。
1927年和1930年还分别出版了梁乙真的《中国妇女文学史》和谭正壁的《中国女性文学史》等古代女性创作研究的著作。到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关于现代女性文学研究的著述不断增多，虽然这时期的女性文学研究基本立场还是传统的男性视角，对作家作品的研究和剖析仍处于较为浅显的层面，极少把鲜明的女性视角作为评论的依据，但这些研究都呈现出对女性的关注与同情，对当时和以后的女性文学创作及其评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而从建国初期到七十年代末，中国又经历了一个绝对“政治”时代，广大女性的地位空前提高。但由于受政治环境的种种限制，女性的解放被视为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她们的特殊性并没得到足够的重视。此时期的文学创作中少有个性的表达，包括男性意识在内的性别意识都湮没在时代建设的主题之中，“女性意识”在创作上表现为一种缺失状态也成为自然而然，因而女性没有主流话语权。女性作家的作品中越来越多的表现出“雄性化”和“无性化”的倾向，只有茹志娟的《静静的产院》、《百合花》及宗璞的《红豆》等少数作品中体现了女性情怀，“人道主义”、“人性”味道很浓，流露出较多的女性意识。当然，此时期的女性文学理论研究几乎也处于停滞状态，女性批评也依然是解放区文学的模式，注重社会历史责任和思想教育，文学批评家也普遍缺乏性别意识和个性视角。
不同的是，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演绎得颇为激烈，主张男女平等的女权主义者不断地在争取属于自己的领地，这一点上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主张是一致的。而中国由于社会政治等因素的影响，社会普遍认为中国妇女已经解放了，真正的妇女问题及女作家作品中表现的一些现象和西方女性主义所探讨的问题不可能引起中国文学理论界的关注，因此，并没有将此理论译介并推广。
三、建国后多姿多彩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
伴随着人的解放、思想解放的宏大历史背景和西方现论的引入，真正具有当代女性主义色彩的文学思潮在新时期进入中国。这一思潮首先通过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的渠道被引人中国，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很快被运用于文学研究实践中，并为新时期逐步显露出女性主义理论的女作家创作提供了有效的帮助。
从女性文学的创作上看，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在西方女性主义文学观念的影响下，文学的女性主题真正得到了全面的张扬，创作题材和艺术形式不断丰富，女性文学渐渐呈现出多彩的旋律。不同历史阶段女性文学的发展具体表现为以下的特征。
其一，从外在环境中寻找对妇女解放的道路。这种创作取向与建国初期特定政治和文化环境相关的“大一统”的观念至今对中国的文学还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是，女性主义文学观念中所包含的精神与之并不是如通常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和这种集体的意识完全相背的。女性主义文学观念本身所包含的妇女解放主题在这种集体意识作用下，以探索外在的妇女解放的大环境中体现出来。为许多批评家所诟病的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虽然总体上看，这是一部关于中国农村革命与建设的宏观叙事，没有单独把女性独立的个性作为全部中心。但是，小说中对女性解放主题的张扬，特别是对黑妮为代表的农村妇女在新天地所获得的新的成长空间的叙说，是对妇女解放所需的外在条件给予的关注，在其精神上的另一主题就是妇女解放。可以说，丁玲在该作品中不但延续了她现代社会以来对女性命运的执着关注，而且，又有所发展，把她的目光放到更广阔的时空之内，使女性意识的生长获得了现实的条件。这种精神与西方女性解放和女性意识的倡导是一致的。
其二，在婚恋、家庭和情感生活中探索与男性的关系，寻求女性自身价值。西方女性主义文学观念中，爱情和婚姻是其重要的理论组成部分。同样，在中国当代女作家的创作中，爱情和婚姻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观照女性命运，透视女性的现实处境，仍是恒久不衰的主题之一。最典型的是女作家张洁。从《爱，是不能忘记的》到《无字》，或细腻或沉思或婉转或悲凉，书写女性对爱情的执着对家庭温暖的渴望，但又常常事与愿违，寻之不得，从个人生活的角度深入女性的内心世界，发掘了婚姻与爱情相分离给女性带来的痛苦，表现出女性命运的坎坷多艰。而其中与之相对的异性常常是富于艺术魅力，却又常常像梦一样让人难以琢磨。在其作品中，女人悲剧与男人密切相关，女人是因为爱，爱而不得带给她的是无穷无尽的伤痛，男人却常常对女人持以虚伪的敷衍，或会为现实功利所诱惑，放弃曾海誓山盟的女人。在她的作品中女人的痴心与男人的现实形成鲜明的对照。在不知不觉中，对异性的审视与批判便见诸这类女性作家的笔端。
其三，探索女性精神和灵魂自由。女性主义文学观的重要发展就是从外在向内在的挖掘，女性意识的觉醒不仅仅体现在外在社会和家庭地位的争取，更重要的是内在灵魂的自觉。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创作，对女性内在灵魂的写照日益增多，使女性的解放与自由走向深入。早在80年代，一些作家就把女性价值与生存意义问题提了出来，如谌容《人到中年》以强烈的女性视角，表现了对女性生存困境和情感困境的思考及对女性两难处境的抗争，回到对女性自身价值的探求上。到了1990年代以来，对女性灵魂的探索更加深入起来。如王安忆的《长恨歌》，把一个女性放到漫长的历史变迁中，但是，却不是通常的来简单地叙写女人的婚姻与爱情，而是把女性的心灵如实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聪明、漂亮的女主人公在从民国到新中国的曲折历程中，个性独特的她虽然经历了一系列个人与国家的变故，但是她所向往的某种心灵上的东西却并没有改变，这就是即便一个男人为她去死，她仍旧不会爱上他的原因。与之相类，铁凝的《大浴女》是在现代社会的喧哗中来表现一个现代女性的生存困境与心灵困惑。作为一个白领女性，尹小跳具备了许多人羡慕的一切，从外表到身份地位，可是，她偏偏没有精神上的家园，她在不安中寻找着个人的幸福，可是寻到的依然是无可言说的悲哀。而其另篇小说《永远有多远》似乎在推翻人们所建立的关于中国理想女性的形象，忍辱负重在这里不再是一个使女人获得社会和异性认可的美好品质，传统上的女性的价值在这里受到了挑战，正如白大省拼命想改变自己个性时所发出的呼喊：永远有多远?
其四，在艺术形式方面，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结合本土实际，进行了多方面的艺术探索，这种艺术上的创新，不仅丰富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也使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实践显得多姿多彩。如在叙事模式上出现了“欲望叙事”。也就是使主体的欲望成为一以贯之的线索，从而使作品显得更具主体色彩，作为主动的积极的人的观念成为贯穿始终的纽带和桥梁。如林白那些带有自传意味的小说中，常常用第一人称来叙述自己的私人生活别具一番挑战的色彩，而且第一人称叙述等于在直截了当地宣称作为女性的自我执掌自己话语权的欲望；在风格表达上，呈现极强的“女人腔”。在西方女陛主义文学观念之下，女人讲述女人自己的故事是一种理所当然的选择。为了与男人话语权相抗衡，中国当代女作家有意识地避免与男性话语相雷同，或者使个人更加中性化，她们有意地营造女性的氛围，以女性的词汇和节奏来书写女人世界，从而形成别具一格的“女人腔”，陈染的小说是这类小说的突出代表，如她在《与往事干杯》中对语言的运用，经常是回忆的片断代替了叙述的连贯性，把现实与梦结合在一起，显示了鲜明的女性特色；以徐小斌为代表的一些作家则创造性地写出了现代女性的寓言，它不仅有意义上的贡献，而且，在艺术形式上也有所创造，她的《太阳氏族》《双鱼星座》等作品，都是通过“我”来拓展个人化的空间，把虚与实推到极至。
可见，女性文学的创作在不断转变的社会环境下，以其蓬勃的创作态势呈现出多元化的社会关注意识。既有对社会现实的关心，又表现出对女性自身生存意义的内在探究，有走形女性主义写作的新趋势，也为批评家提供崭新的话语空间。
四、本土化的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研究
新时期关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译介和作家作品的双向引进初期，我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虽然还没有形成一定规模，但对80年代中后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深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理论的引进为批评提供一种话语的可能性，而现实的批评实践，才能使这种话语按照自己的方式运作起来。西方女性主义文学观念对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发生影响的同时，对中国的文学批评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新时期以来，无论从批评的方式方法还是批评的立场与视角上都使中国的文学批评得以深入和提升。
首先，为被历史湮没和歪曲的女作家正名。受英美女性主义文学观及文学批评的影响，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开始追溯女性文学传统，批评者们在借鉴西方女性主义文学观念的时候，很自然地开始关照那些由于种种原因被文学史所忽略的女作家和那些曾由于历史的原因被打入冷宫遭遇非难的作品。拭去历史的尘埃，还女陛文学的本来面目。凌叔华、张爱玲、苏青、谢冰莹等一大批现代文学史上的女作家重新被发现，像丁玲、萧红等一些此前因为思想或政治的原因曾经饱受非议的作品，批评家们又开始以女性主义的文学观念重新解读，挖掘其久远的艺术内涵。在中国文学批评家的推动下，80年代中后期在全国还出现了“张爱玲热”的现象。
其次，采用西方“女性主义阅读”和“女性中心批评”的方式作为批评的核心。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同样把女性意识作为对作家、作品分析，或对整个女性文学史进行宏观论述的中心。中国女性主义批评有意地对主导意识形态进行反思、质疑和批判。他们表现出了对个体和自我，对被压抑的“无意识”的赞美，以及个体与主流之对抗的肯定。与“五四”时期，把女性问题作为反封建的工具一样，在当代的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成了反传统、反主流的武器。认为女性问题不是单纯的性别关系问题或男女权利平等问题，它关系到对历史的整体解释。大多的批评家都认为，女性的群体经验也不单纯是对人类经验的补充或完善，相反，它倒是一种对人类方式生存的颠覆和重构。如中国最早开始女性主义批评、最具影响的中国女性主义批评家戴锦华与孟悦，在她们关于中国现代时期女作家研究的著作《浮出历史的地表》就以鲜明的西方解构主义、女性主义精神和立场，对所有作家的考量都是围绕着女性、女性体验、女性立场与主导话语的关系这个中心展开的。
再次，建设、完善女性文学批评理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们在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观念进行吸收的过程中，一方面努力与西方的批评保持同步，一方面结合我国的国情努力建立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话语系统，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本土化。
界定的“女性文学”概念，从张抗抗1985年在西柏林国际女作家会议上提出“两个世界”的说法开始在当时就引起不少争议。这种争论持续很久。批评家朱虹_年在《妇女文学——广阔的天地》中对妇女文学的看法基本上是后来评论者能够接受的对女性文学的界定：妇女文学包括了严格意义上的女权主义作品和广义的表现妇女意识的作品，成为一个独立范畴，当然是以性别在文艺创作中的表现为前提的；而性别在文学中的影响与作用，根据“存在决定意识”的原则，又是以男性和女性社会存在的不平等、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为前提的。
与女性文学界定相伴生的是对女性文学研究的界定。否则批评界就失去了学术的立足点。有许多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者就研究的范畴和对象提出自己的见解。刘思谦的观念颇具代表性——女性文学就是女性文学，是她们对自我生存的体验与感悟，是她们的心灵之声和心路纪程。女性文学研究首先是对这些发自她们血肉之躯的体验和声音的认真阅读和细心倾听……如果说女性文学研究有它的价值目标的话，那便是包括男性在内的人的价值的全面实现，便是社会压抑的解除和人的彻底解放这一十分遥远的价值目标。在这里，刘思谦辩证地看到了以往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观念上的偏差，对其任务进行了明确，并且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提出了基本的价值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