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食疗养生论文(精选4篇)

个人学习 2024-06-04 8 0

中医食疗养生论文第1篇

中医费子彬指出，《周礼》即有食医记载，后世又有饮膳太医之设置，无不重视食养疗法。他回顾了有关食疗的古代文献，认为古人侧重经验而少论理，而今科学进步，可运用食品化学、生理学、营养学等验证。他更指出，中国当时的西医常常运用国外的食养方法，但这些都是外国人的经验，而非中国人在外国的经验，二者的习惯与生活均有差异，所以真正的食疗知识，“必需求其本国化，始能得达食疗之目的也”。古代中医体系中食疗知识的内涵是相当丰富的，至近代后食物疗法有各种名称与概念之互涉，经过本文梳理，已略为清晰，而当时人未必能分辨清楚。事实上，从大的学术关怀来看，近代很多旧事物都经过“西方至中国的转译”，我们习以为常或理所当然的各式传统，其实都已经历过近代转型。

首先，若放在近代中西医会通的历史来看，由于食疗知识的来源广泛，并非只存在于经典之中，所以当西方医学传入时，它不似中医生理学或基础理论，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不会和“废中医”的想法联结在一起。其次，西医也有“食饵疗法”之技术，它减少了所谓中西医知识在这方面的冲突或论战的可能；并且，它促使中西医采取科学验证的态度，去诠释传统不知其所以然且零碎分散的食疗知识。故经过西医，包括营养学、生理学、细菌学、内分泌学等新科学知识的验证后，许多原有的旧文献内容已然重生，它们是一种经过西方转化的概念，但知识资源还是必须以传统典籍为依归，是一种仍保持中国特色的新式“食疗”知识，而且中西医都在不断追寻、探求其科学验证。中西医在食疗的陈述上，虽各有着重，但在营养学和科学验证上显然存在某些对话基础。而就报刊材料来看，到20世纪40年代后，在日用营养学的论述内，中西医之别已被相当混淆了，食疗知识更多地被杂糅在一起。

中医食疗养生论文第2篇

到了1921年，上海《中华医学杂志》上又发表一篇《胃溃疡之最新食饵疗法：华伦廊尔孟氏述》，这是第一次“食饵疗法”为中文专业医学期刊所采用，当时翻译的是透过饮食来使疾病（胃溃疡）的刺激减少，并能维持病人的营养状态，促进痊愈。《同济医学月刊》则于1926年刊出一篇《肾脏病之食养疗法》，延续了前述“食养疗法”。或许翻译名词的细微差距我们不用钻牛角尖，但西医最常谈的其实是“食饵疗法”，该词与本文后来谈的中医“食疗”有所衔接。中医也称古代具有疗效的食物为“食饵”，甚至言那是“固有之宝藏”。但其实那是民国之后才出现的名词，而且有中、西表述与知识呈现上的差距。“食饵疗法”这个名词，乃由西方营养学和看护法两种知识组成。“食饵疗法”的知识内涵还重视烹饪法，包括温度、食品的状态、软硬，以好消化为考量，所以该词常与调养消化系统的疾病有关，故这类知识常有各种食物的性质，包括软硬、有无化学性刺激等细节，而且还会着重依据病程而提示需要禁食之物，甚至建议罹患胃病者采“减食疗法”之说，例如西医陈维宝就指出胃出血后不可饮食，或建议不吃早餐，仅喝清水。而更重要的是，当时报刊刊载西方饮食疗法的施行场域大多在医院，因为有看护和诊疗仪器协助，例如胃出血或不出血，吃的东西就有差异，但必须经X光机或化学检验才能知晓，与一些食疗主张的家庭、大众概念有所差异。一般中医对其理解，也是“资食饵质液，以增荣养而却病邪是也”，是以西方营养学和病理学为核心的知识。

依此，“食饵疗法”可以说不单着眼于食物，应该是食物所含的营养素或元素，例如麦子比米饭的营养更佳，对脚气病、肾脏病和神经病都有好处，论述之基础就是营养成分与含量。或如肾脏病必须限盐，但哪些食物含有多少盐分，就需要食物化学和测量、统计；此外，肾脏病只是统称，例如细分出的蛋白尿、尿毒症、氮血症等，都需要检验，而且大部分还是要靠药物，所谓食饵疗法，只是限盐或采用无蛋白饮食，与中医思维大异其趣。又如辣椒、山葵、胡椒、生姜、洋葱等菜，肾脏病忌食，原因不在于营养素，而在于刺激性会引发血管过敏，这点中医也未论及。余云岫指出，食疗问题的第一点，就是要懂营养学，食物就是身体运作的燃料，就是热量，余氏谈肾脏病的食疗，是依据肾脏的生理特性、病理状态来选择食物的种类。余云岫就抨击：呼吁同胞先把“肾”搞清楚。他说中国人谈的肾都是指生殖系统，男子睪丸、女子卵巢之事。房事不健全、房事过度导致身体疲劳、肺病、神经衰弱、营养不良，贫血等，都是“肾亏”，但其实真的“肾”是排小便的机关，跟上述都没有关系，这说明西医病理和生理学对食疗的重要性。

“食饵疗法”有补充营养素来达到治疗疾病之目的，例如补充肝脏肉、肾脏肉等富含蛋白质、铁质的食物来治疗恶性贫血，西医也称“食肝疗法”。而当时已有不少人将食物的维生素的含量制成图表刊载于杂志上，所以按图索骥找到缺乏某种维生素而导致之疾病，进而补充某些食物，已成一般的家庭常识。当时药商常言食物中的维生素会被破坏，需要靠药物；而持食疗论者则谓天然的食材最好，以食用富含维生素的食品来治疗某种特定的疾病，例如富含维生素A的食品可以治夜盲症、维生素B则可以治脚气病等论述，比较像是“食疗”。但“食饵疗法”并非完全指食疗，还有特定的疾病需要依靠何种饮食来调养、补充体力以尽早恢复健康，而不是直接治疗疾病。而西医的“食饵疗法”尚有其专业技术之面向。例如湖南湘雅医院小儿科医师苏祖斐等于《中华医学杂志》中发表一篇名为《儿童之糖尿症完全饮食疗法之病例一则》的论文，可看出西医的食疗观表述是依疾病的特质和食物营养的含量来设计饮食或菜单。例如糖尿病对碳水化合物代谢差，就以脂肪代替，而每一项食材的重量、热量、体重都已数字化呈现，并且监控病人之“新陈代谢记录表”，内有尿液酸碱、尿糖、蛋白尿之检测，皆需专业仪器与技术才能成就。此外，西医以发热性传染病为主，引介西方之“食饵疗法”，还涉及鼻喂食、灌肠、皮下注射维持营养等技术，其概念已超过家庭疗养之范畴。

窃查国内公私立规模较大之医院，诊疗上之别种设备，颇力求完善，而独于病人食饵方面，大概忽诸，即如各处医校，其对于药物学，固设有分科教授，而关于食饵疗法，则仅于内科学讲义中，略示数行，医学生在校既未得相当教授，毕业后又因业务繁忙，恐亦无余暇研究，尝闻有医师对于所诊疗之病人，因食饵上之忽视，致其不良之转归，而受病家之诽谤，有失其信用者。

中医食疗养生论文第3篇

1905年的《四川学报》定义“营养”为：“用脑记事，则精神不免耗损，用身作事，则身体不免疲乏，补其耗损，填其疲乏，此营养之所以为贵也。”1906年的《蒙学卫生教科书》内，则揭示食物、营养与卫生、维持生命之关系，并介绍糖、脂肪、盐类、蛋白质等各种营养。这些知识将食物和生理的关系进行一种全新的塑造，例如糖类过多会导致胃酸、油与盐过多则难消化、辣会使胃发炎等，有别于传统中医以五行、五味来认识食物，并给予了新的刺激。1917年丁福保写《食物新本草》时又谈及“稻米”，论其营养素，如脂肪、淀粉，也谈到禁忌，如吃多会有“停滞”之患，是为病理因子，已可见本草知识中的更新。

新的知识还不仅止于此，自清代末以来，“消化”这个概念已出现在生理学界并影响了中医的一些看法；到民国时趋势更加明显，而且与西方营养学结合。例如对“脾胃”的重视，一直是传统中医生理学的重点，但以身体观而言，脾为“脏”胃为“腑”，脾的身体地位高于胃。反观在西医消化知识内，胃的功能却大于脾，中医对此即有争议。至民国后，营养观、消化生理学不断被指出，胃与小肠在这类论述中的位置被抬升了。例如丁福保论食物之养分，是经由消化作用而来，而食物之精华即“营养”；生理学谈的细胞、血液中的血球，其原料都来自食物，也是“营养”，它赋予了食物与健康甚至是寿命长短之科学关联。中医杨志一在1937年重新定义了“胃为后天之本”，而非旧有之“脾胃”并称，他说：

胃病一症，吾尝以临床之审查，觉其流行性较诸青年之性病，可怕之肺痨，实不多让。研求其故，良由近世民智进化，人事烦复，生活程度日高，吾人无日不在忧患困苦中，绞其脑筋，营其生活。而富者日进膏粱厚味，复少运动，因此胃神经日形疲弱，消化机能逐渐停顿。胃为人身最要之关键，后天之根本，营养赖之以富，气血赖之以生。胃气强，则气血充旺，体力健壮。胃气弱，则脏腑机能，均蒙其害。

可见营养之消化对身体产生重大影响，而生理学研究则又反证营养对人体的重要性，乃互为佐证之身体观。而中医论“消化”或谈“消化药”，仍以“健脾”“消脾虚”为主。民初也有杨凤庭撰写《脾胃总论》，以“脾胃”连用来讲食物营养的吸收，完全是中医的理解，西医则以胃和小肠为主。杨志一的《胃病研究》明显已受西方医学影响，重视饮食营养之消化，影响了他后来的食疗知识。饮食这件事的合理性，逐渐被赋予科学化的意义，也影响了中医的养生知识。消化作用是将食物转成营养素，是近代以来论述营养对身体健康的重要依据，每一脏腑都专司某些营养素，如蛋白质、糖类之消化，阻碍这个化学过程的因素，就是“不卫生”，故谓“速食之习，最不卫生，消化不良，此其一因”。

既然食疗与强身、强国有关，朱仁康遂将这些概念融入家庭食物、日常生活中，从最容易的地方开始着手，其书取名为《家庭必备食物疗病法》，深得其意。其书计有果品、茶点、蔬品、菜豆、瓜芋、米麦、肉类、禽兽、鱼类、水产、海产、补品等分类，充分发挥中医在食物疗法上的优势，与西医营养论述恰为一中西对比。以杏仁为例，朱氏举产地、形状、成分、种类、功能、主治、作用、宜忌、验方等几块知识来加以说明。在成分上，增添说明食物的化学性质，例如杏仁含有挥发性苦扁桃油、蛋白质发酵素、脂肪油等。“功能”多指药理，如镇咳、去痰等。“主治”则叙述能治疗的疾病，例如杏仁可治疗流行性感染引发之咳嗽。“作用”则是指该物进入身体内如何被消化与发挥作用。“验方”则是教导如何制作、调配与烹煮等技术，显见这类知识当时深入家庭生活的一面。当时的食谱也已开始大力强调“营养”，同样致力于转化食品与疾病、卫生关系的知识，使之融入日常生活。例如在《家常卫生烹调指南》中，即举简单的“腌大头菜”为例，在介绍中也有“利五脏、解酒毒，和羊肉食最佳”等语，将食材的功效加以解说，以利读者按图索骥，是“家庭卫生”的实践方式之一。

不过，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中医并没有出现系统化论述食疗的趋势，虽已出现家庭、日常之名，但显然要扩展至大众，仅靠极少数的专著还是不足的。反而如前所述，西医“食饵疗法”的概念不断出现，已透过书刊将营养、生理知识推展进入人们的日常饮食卫生知识。而中医一开始对“食饵疗法”的想法并非完全正面，认为食物调养终究无法脱离药物而独立成为一种疗法，应该是与传统的药物学结合才能诞生新的论述。另一种论述则谓当时所有的饮食疗法都一样，如费子彬指出：食疗就是“食养疗法”，亦称“食治”，也就是东瀛所谓的“食饵疗法”。它们之间的关系，显然不是这么简单，当某些中医谈到西医的“食饵疗法”时，反倒证明他们注意到如此知识更新的现象，并且在新、旧知识之间，想办法创造、更新一些新的食疗知识。正如谈论中医近代食疗的代表人物沈仲圭（1901—1986）所做的。他曾介绍日本西医高野太吉教导_的消化不良食疗法，这些内容已非传统中医本草或经典内的“食疗”了，它融合了西方甚至日本的元素。

中医任应秋（1914—1984）曾介绍“羊脏羹”，洗净羊的五脏各一具，加入胡椒、荜茇、陈皮、良姜、草果、葱等中药。任氏指羊肝含有铁、铜、磷、硫、维生素等物质，可治肾虚劳损、骨髓伤败，是以营养学来证实动物脏腑治病之效。还介绍“羊骨粥”和“羊脊羹”，加入含有脂肪、蛋白质还有刺激性油质的中药肉苁蓉，“能与内分泌发生诱导作用，常用作壮阳药”，如此搭配即可治疗下元久虚、腰肾伤败。另外值得观察的是，“内脏”作为食材必须处理，医者着眼的食，其实是“疗”，烹饪的手法、美味的程度，只是辅助，不是主要考虑，偶尔介绍，已非本草或经典内的医学知识。中医食疗既加入烹饪内涵，又可见其涉及的调味料之食疗效果。《大众医学月刊》内介绍，砂糖有退热、帮助消化之效；姜、蒜头、食盐、酒、醋都有一定之治疗功效，用冷水还可消炎、消肿、止血，皆是受西方医学之影响。从新技术的角度来看，中医包增益指出，因应近世疾病种类繁多，疗法也增多，例如注射、器械等法，特别的是“欧美医家采纳我国古法作为新兴疗法，或凭日常饮食而用以治病，其范围之广无与伦比，古有以肝补肝、以肾补肾者，今则在食养疗法上言之，未必无其理意也”。其他还包括生姜有挥发油，能促进食欲、帮助消化，苏打汽水则有杀菌功能，酵素可健胃，它们其实反映了前述西医食饵疗法之内容，包括营养学、增强抗病力等概念。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中医受到西医食饵疗法和营养学的影响甚巨。有意思的是，在西方营养论述中，能够大量补充蛋白质和营养素的其实多是肉类，这多少影响了中医的食疗论述。由当时报刊所见，西医之论大多主张补充肉食，特别针对当时常论之肺痨、贫血或各种虚弱疾病。而中医本草知识其实以植物居多，这是很大的差异。戴志勋探讨了古代中医的食疗知识本来就多以动物食疗为主，《山海经》即可证实。至春秋时代以降，农业勃兴，各种芝草类药物开始占据食疗知识，至魏晋以降又用矿物药养生，则失去了食疗意义。故食疗知识也处在变动之中。肉类在近代中国被更多地探讨，例如中医王南山用营养学来解释如鳗鱼、鲤鱼可以治肺痨之原因是其富有蛋白质与脂肪，可增加身体组织之防御，“使病灶被包于结缔组织，而达治愈之目的”。胡安邦则谓：“禽兽血肉，与人相类，多能补益”，建议良医不能只看重草木，必须考虑让肉类一同入药。笔者更发现，若要论当时受营养学影响最大的疗效论，则多以补充人的体力、精气为主，这就会联结到民国时期许多虚弱、虚劳、肾亏等受到传统中医身体观影响之疾病的疗治。以中医投稿为主的《大众医学月刊》就刊出西医周枕云的论述，他认为调理方式不同，食疗效果也不同，例如盐味就比甜味更能挑拨性欲，而美味的食物多半可使性欲亢进，将人们带往放荡之域。他认为兽肉中最能亢进性欲的，依序是狮肉、虎肉、牛肉、羊肉。海兽之肉亢奋之力也甚强，能使生殖器充血、性欲亢奋，包括腽肭兽、海牛等；其他如鸟肉、野鸡、小鸟、鸡蛋，都具有亢奋作用。还有龟肉、龟蛋、鳖、鱼肉都可以治疗性欲衰弱。鱼肉含有大量的磷素，治疗力量也很强，同样含有大量磷素可以亢奋性欲的，还有贝类和牡蛎。这些叙述也不是全部都有科学根据，只有后半段谈及磷素。该刊还刊载了不少相关内容，将食物和性的知识进行联结，例如：“大凡被用为嗜好品和饮料的东西，多半都会鼓舞精神，同时还能促进生殖器的亢奋。”除了茶和咖啡外，烟草和酒精都会促成性欲亢进，但酒喝多了则会麻痹生殖器，反而导致阴萎。而相对的，有些食物则会抑制性欲，例如马肉、牛乳和炼乳，还有多数植物性的蔬菜和具有酸味的水果、冷水和汽水等，皆会消除性欲。而虽用亢进、镇静等西方语汇来说明，但为什么是这些食物的“性”科学验证，《大众医学月刊》未多做说明。而该刊的论述，已算是中西医共同协作的新知识，已显著影响中医论述，包含了中医用大量动物脏腑来治病的知识。

补脑的论述，在民国时期相当风行，其实也同为补虚论述之一环。《食物疗病月刊》上刊载的一则文章指出，近世许多人罹患精神恍惚、头昏目眩之“脑病”，经过生理学家研究，脑之主要成分为磷，补充相关药品即可补脑。不过，一般人经济不宽裕，可从日常生活中摄取含磷的食品来补脑，例如各种动物之蛋黄、米糠。此论以营养素为基础，经济性、日常性为考量，不涉及商品文化，寻求一种随手可得之补品，同为营养学论述。还有面对夏天常见的“疰夏”，发生手足绵软、食欲不振、神疲乏力等症状，报刊载其可用黑枣和红枣在饭锅上煮熟，发挥健脾和胃之功效，增强抵抗力。因为枣类“含有糖质与黏液质，能使血中氧化力增加，细胞繁殖力扩大，故多用作缓和强壮之补品”，此属用营养学来解释补品增强抵抗力的效能。而无论基于传统中医理论还是西方营养学，这些论述皆同时存在于20世纪30年代中，已成为一种中西融合之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