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史毕业论文 第1篇
电影配乐作为电影艺术重要的创作手法之一，常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导演在使用电影配乐时都会精心挑选，但原创配乐由于受到作曲者水平或制作经费的约束很难达到理想效果。更多导演喜欢将西方古典音乐运用到电影创作中，从巴洛克到古典；从浪漫到现代；不同时期、不同题材、不同体裁、不同演绎方式；西方古典音乐与电影创作完美结合，使电影具有了更持久的艺术魅力。
1 、电影中的巴洛克时期音乐
提及西方音乐史上的巴洛克时期，人们会觉得离现代生活有些遥远，但其实许多影片中都大量采用了巴洛克时期作曲家的音乐，如帕卡贝尔(J·Pachelbel，1653~1706)为纪念逝去亲人而作的乐曲《卡农》，从1980年代的好莱坞影片《凡夫俗子》到2001年的韩国电影《我的野蛮女友》，再到2012年热映的香港动画电影《麦兜当当伴我心》，都以这首乐曲为主题，优美动人的旋律带给观众美好的回忆。巴洛克作曲家巴赫(J·S·Bach，1685~1750)被誉为是_西方音乐之父_，他的音乐完美地呈现出巴洛克复调音乐的复杂之美，很多导演都热衷用他的音乐来刻画人物形象。如在惊悚片《沉默的羔羊》中，导演就使用了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来刻画杀人狂魔汉尼拔的形象，影片中残忍的杀戮镜头与优美音乐间产生的剧烈反差令观众无比震撼。在另一部著名的惊悚片《七宗罪》中，两位侦探到图书馆查找资料时导演选用了巴赫的《G弦之歌》作为背景音乐，此时音乐中传达出的宗教力量仿佛是对人们心灵的慰藉。
2、 电影中的古典主义时期音乐
古典主义时期的音乐完全不同于巴罗克音乐的流动状态，乐思开始不断被拉长。在影片《肖申克的救赎》中就选用了古典音乐神童莫扎特(W·A·Mozart，1756~1791)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中伯爵夫人与苏珊娜的二重唱_温柔的西风_，莫扎特的歌剧创作受当时启蒙运动影响，饱含着向往光明、追求民主与自由、反抗黑暗势力的精神。影片中的经典一刻是安迪在_长办公室未经允许通过扩音器向_犯人播放音乐的情景，优美的歌声犹如穿透暗夜的曙光，不但唤起安迪内心对自由和美好生活的向往，也点燃了犯人们心中的希望。电影中莫扎特音乐具有隐性的叙事功能，它以与影片极不协调的高雅姿态冲撞着整个现实世界，歌曲优美的旋律如同光明和自由的象征。
电影《国王的演讲》讲述了继承英国王位的乔治六世因患口吃无法在公众面前发表演讲，妻子为帮助丈夫慕名找到语言治疗师罗格寻求帮助，罗格帮助乔治六世矫正口吃让其朗读出莎士比亚名句时的配乐，就采用了歌剧《费加罗婚礼》的序曲，乔治六世在旋律优美的音乐感染下，完全卸下心中的束缚，伴着音乐流畅的朗读出_To be，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_。随着国家被卷入战争，国王发表了著名的圣诞演讲鼓舞战争中的英_民，影片中为演讲选用的配乐是贝多芬 (L·V·Beethoven，1770~1827)《第七交响曲》第二乐章。身为_维也纳三杰_之一的贝多芬，他的音乐创作是时代和个性结合的产物。交响曲第二乐章由弱及强沉稳有力的节奏，烘托出战争来临前大敌压境的严峻，哀婉的旋律则象征着战争的残酷与无情，也暗喻英国人民誓死保家卫国的决心。影片结尾选用了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优美的乐音描绘出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
3 、电影中的浪漫主义时期音乐
浪漫主义音乐以其优美的旋律和极具戏剧性的表现力，受到更多导演喜爱。浪漫主义时期俄罗斯著名作曲家柴科夫斯基(P·I·Tchaikovsky，1840~1893)先后创作的三部芭蕾舞剧《天鹅湖》、《睡美人》、《胡桃夹子》，成为芭蕾舞剧音乐的经典。在心理惊悚影片《黑天鹅》中就采用了《天鹅湖》音乐作为电影配乐，影片讲述了某芭蕾舞蹈团将演出柴科夫斯基的《天鹅湖》，要求一位芭蕾舞者能同时胜任黑白天鹅，最终芭蕾舞演员妮娜在竞争中不堪重负心理崩溃失去控制。整部影片充斥着黑暗诡异令人窒息的气氛，为观众呈现了一个拥有双重性格人物痛苦的内心世界。电影中最令人惊悚的段落是妮娜伴随音乐不断旋转的双臂竟然长出羽毛，最后变成一只黑天鹅。影片的最后当妮娜发现以为被自己杀死的莉莉竟然完好地站在自己面前时，心理终于崩溃，再次出现的淹没在阴郁铜管小调旋律中的白天鹅音乐主题，似乎预示着妮娜双重人格的交汇。
在影片《时光倒流七十年》中，大量运用了浪漫主义时期俄罗斯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Rachmaninoff，1873~1943)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影片以作品第18变奏优美而略带感伤的旋律作为浪漫爱情的主题，叙事过程则采用了_音画同步_的创作手法，从音乐开始伴着音乐结束，穿越时空的爱情被现实打破，瞬间阴阳相隔。电影结尾导演满足了观众对美好爱情的憧憬，以男主人公牺牲生命换来与爱人的重聚，当优美如歌荡气回肠的音乐再度响起，相信每个观影的人都会潸然泪下，由音乐烘托出的浪漫情景令人难以忘怀。
4 、电影中光怪陆离的20世纪音乐
电影《关于莉莉周的一切》是一部以网络论坛人际交往为题材的故事片，其中大量运用了20世纪印象派作曲家德彪西的钢琴音乐。电影情节由虚拟的人物_莉莉周_串联起四个少年，音乐不断在莉莉周颓废的歌声和德彪西迷离的音乐之间交替转换，导演用两种音乐的对比令影片始终弥漫着挥之不去的压抑和绝望情绪。影片的最后，无辜被伤害的少女久野带着帽子坐在钢琴前忘我地弹奏德彪西的作品，精致的画面，荼靡的音乐，仿佛是对逝去青春无声的哀悼，为观众不动声色地剥落出一个残酷的青春故事。
音乐具有独特的审美功能，任何审美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情境中完成的，审美者在适当的心理距离范围内发生移情之后，感情将得到升华与净化。人们欣赏一部影片，剧情伴着古典音乐，常带给人最佳的情感体验，当镜头中的背影逐渐远去，耳畔仍回响着动人的乐章。电影中古典音乐与情节完美结合，将电影艺术推至完美艺术的巅峰，这就是电影音乐的艺术魅力。
音乐史毕业论文 第2篇
在过去，西方音乐学界一贯认为非欧地区的音乐是不具备史性的，因而把这些地区的音乐史完全排除在史学研究的范围之外，其实并非如此，音乐史学的研究范围并非仅限于此，这些非欧洲地区和国家，特别是作为东方的文明古国中国来讲，它的音乐具有悠久的历史，只是与欧洲的音乐发展历程有所不同，史料多数源于文献和考古发现，音乐多为口传，乐谱资料较少。相比以“乐谱为依据，以作品风格和作曲家为中心的研究传统”的西方有着本质区别。
中国的音乐史学主要是研究有关中国的音乐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在古代，我国的音乐史料大多是文献资料，这是因为自古以来我国就有遵从帝王旨意，由史官编修上代历史的传统，主要记载了当时社会发展中音乐的状况，在对它进行研究时，常常涉及文献史料、乐谱和考古资料、古代通史和专史研究等，比较注重对历史、文献及乐律的研究；相比较，西方音乐史学则主要是对西方音乐历史的研究，萌芽期出现在文艺复兴之前，因此从15世纪末16世纪初经历了萌芽期、形成期和成熟期这一历史阶段，与中国截然不同，西方直到定量乐谱法的出现才逐渐形成以乐谱为中心的音乐史学研究。因此我们不能说两种研究形式孰好孰坏，只能说明形成这两种不同形式的研究特点很大程度上是受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因素所影响。
除了在音乐史学研究中呈现的差异，可以说中、西方音乐研究都有各自发展的辉煌时期。就如西方的中世纪时期（同一历史时期的中国刚好处在汉代与元代之间），这个阶段的欧洲受教会音乐的理论支配，音乐研究一度停滞不前，直到欧洲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文化运动——文艺复兴，科学和艺术革命开始遍布整个欧洲。也就是从这时起，西方迎来了孕育已久的音乐研究思潮，涌现出一批至今对世界音乐领域产生深远影响的杰出代表人物。相比之下在中国的这一千多年之间，音乐研究的发展却十分丰富。
音乐史毕业论文 第3篇
中西音乐的交流可以追溯至唐朝，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时，西方音乐在中国才有了本质性的发展。八十年代至今，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让我国各个领域都恢复了活力。在与国外交往日益增多的情况下，西方音乐在我国的发展也迎来了新的曙光。在回首其发展的同时，也不禁展望，音乐史学学者能够让中国的西方音乐史学科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如果你对这一领域有兴趣，不妨看看以下西方音乐史论文。
题目：试析西方音乐史研究中的文化心态
摘要：从我国现有的条件看，要研究西方音乐史还没有足够的资源，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但是，西方音乐史在我国其发展前景还是很大的。本文就西方音乐史研究中的文化心态进行了分析和论述。
关键词：西方音乐;研究;文化心态
从我国目前条件上看，对于西方音乐史的研究还是很有局限的，比如，在我国的图书馆里对于国外的一些藏书、原着的文稿、外国的音乐原作作品并不多，而能够出国学习的研究者并不多，这就给研究西方音乐史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国的研究者从外语水平上看，普遍较低，给阅读原文带来困难，这就使原版引进或译着并不多，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问题，使专业研究者的研究工作受到限制，大失信心，所以，虽然最初选择了从事外国西方音乐史的研究，但最后还是没能坚持初衷，他们经常对本学科的情境担忧，而关键问题却是文化心态。
一、研究的文化心态
中华民族不仅具有几千年的文化史，同时具有文化向心力和博大的胸怀，对于外来的文化具有着包容的精神，对外国文明也具有很强的自信心。如今是信息时代，复杂纷繁的文化观扰乱了人们的心，但对于西方的理论，依然有很高的关注度，只是出发点不同。
人类不断经历着变革，全球经济一体化，可是各种文化领域依然有坚固的堡垒。在所谓的“艺术阴谋”下一边堤防着一边去进行学习研究，这种既复杂又矛盾的心态，想把研究工作做好，一定是困难重重。所以，我们要敞开心态，开放包容，去学习和研究西方音乐史。人类所追求的不只是物质财富，还有精神财富的满足感，只有当物质和精神都达到了满足，才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满足，这是西方和我们所达成的共识。换而言之，只有物质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最终才能够使人类升华到“天人合一”的思想境界。而音乐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是一种音乐艺术，它是人类共通的精神食粮。人类的进步和音乐的创作是脱离不开的，也是人类优势生命体构成的一部分。
西方音乐史对音乐进行了记录并进行了分析，它重塑了人类的精神和思想，是人类在精神领域的探究，从而反应出人们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如今，我们已经意识到，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还存在着很大的不足，我们一定要向国外虚心地学习，可是，也不该过分地强调意识形态，我们应该从中国自己的文化角度出发，放眼去看外国的文化，吸取精华，放弃糟粕，为我所用，用他国之长处补我们之短处，这样才能真正形成我们自己的西方音乐史学术思辨成果，为我国的学术做出贡献，使我国的精神文化领域不断拓宽。
二、理解与平衡文化心态
有人认为，对于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处在一个两难之地，在西方音乐史和评论研究之间，既要有理论思维，又要有艺术感悟，而这两者间无疑存在着矛盾，从而会直接影响到西方音乐史的研究。然而，换个角度看，其实我国对于西方音乐史的研究是有着很多优势的。中国文化对于“总括”这种具体的概念比较重视，而对于“推概”这种抽象的东西却不是很重视。而西方音乐史是属于人文学科类，它非常适合于“总括”,却不适合于“推概”.中国人很擅长的是，直接透过事物的内在、体察心灵与事物之间的共鸣。中国人的语言习惯于诗意，这的确对逻辑思维产生了影响，但是，中国人对于逻辑思维能力却不缺乏，只是在研究问题时，不经常运用逻辑思维方式，因此，这对于研究西方音乐史并能构成影响。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把理论思维能够和艺术感悟很好地进行结合，那对于研究西方音乐史来讲，应该能有一番大作为。
近几年，研究西方音乐史的人士有上升的趋势，研究上也取得了丰硕了成果，但是，和中国的其他艺术相比，显得有些缓慢，在进行研究中，遇到的常见困难：一，资料来源存在问题。要想从国外取得第一手材料，必然会造成物力、财力、精力上的大量耗费，所取得的材料还要进行真伪的甄别，这就加大了工作的难度。二，语言方面存在问题。即便取得了第一手材料，而且也很可靠，但是，怎样才能使翻译得比较准确，这就成了一个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聘请专业人员，不仅要懂外语，还要动西方音乐史，而这方面的人才又非常的欠缺。三，文化意识形态上存在问题。这一点是很难克服的，因为中国和西方国家在文化意识形态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在对文化的认同和理解上会有很大的误区。四，我国人们对于西方社会的科学和人文知识缺乏。想要很好地研究西方音乐史，就要正确地掌握西方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而且对其要深入正确地理解，因为，西方音乐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受其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影响都很深，所以，不得不对西方音乐史材料的翻译人员提出较高的要求，甚至显得有些苛刻。
如今，中国对于西方音乐史的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和科学价值，这就难免会存在着学科和文化上的差异。
怎样使文化心态达到理解和平衡，这是研究西方音乐史的基础条件，所以，我们要用理解和包容的心态，接受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着的文化艺术的差异性，找到两者的平衡点，这样才能更好地进行西方音乐史这门学科的研究工作。
三、结语
综上所述，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在我国才刚刚起步，未来面临更多的是机遇，因为作为西方音乐史的研究还具有更大的潜力和价值、更广阔的发展前景，对于我国与世界音乐文化的交流有着深远的意义。如果我国音乐学者想要发展民族音乐，西方音乐史无疑是很好的借鉴，所以，西方音乐史对于我国民族音乐的发展具有重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班丽霞.西方音乐史研究中的文化缺失[J].人民音乐,2009,09.
[2]于润洋.西方音乐史学科在中国的未来之路[J].音乐研究,2013,03.
音乐史毕业论文 第4篇
学科定位是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基本问题，决定着一个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以及学科的发展方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国西方音乐史学界掀起了一场研究方法讨论的热潮，针对中国人如何研究西方音乐的历史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这场讨论对于我国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此之后，学界不断地关注探索这个问题，除了西方音乐史学界蔡良玉、杨燕迪、孙国忠、刘经树、叶松荣等人的重要文章之外，也不断有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在进行研究。但是，真正明确讨论西方音乐史学学科定位的文章却不多见，较重要的有祁宜婷于1999年发表的《为音乐史正名——作为历史学分支的西方音乐史学》一文。该文章认为西方音乐史学是历史学与音乐学的交叉学科，强调西方音乐史学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批评了该学科存在的侧重音乐学的观念。但是文章没有进一步论述该学科在历史学中的具体定位。
2010年在星海音乐学院召开的第三届西方音乐学年会，会议主题是跨学科研究，提交会议的一百五十多篇论文，分为学科交叉与跨学科研究，音乐分析与音乐阐释，音乐哲学、音乐美学，跨文化、中西音乐比较，社会学角度，思想史，浪漫主义音乐研究，其他等十个专题。仍然没有讨论西方音乐史学学科定位与学科归属的论文。这种情况反映出西方音乐史学的学科定位问题还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而这个问题是学科发展的一个基础性问题。故本文从西方音乐史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出发，来讨论西方音乐史学的学科定位与归属问题，希望能更进一步认清西方音乐史学的学科归属，以利于更好地探讨该学科在我国的发展。
一、西方音乐史学学科回顾与存在的问题
西方音乐史学传入中国，至今不足一百年的历史，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结合国内学界的相关论述，笔者认为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①史前期，1937年之前，主要成就是愈寄凡的《西洋音乐史纲》，王光祈的《欧洲音乐进化论》。
②初期，1937—50年代，王光祈《西洋音乐史纲要》，以及丰子恺、萧友梅、青主、黄自等人的论着。这是我国西方音乐史学的起步。
③60年代与_时期，主要是张洪岛主编的《欧洲音乐史》。
④改革开放以来。出版有钱仁康、于润洋、李应华、刘经树、沈旋和谷文娴等人等编着的教材，以及重要的译着，如朗多尔米的《西方音乐史》、格劳特的《西方音乐史》(第四版、第六版)、保罗·亨利·朗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杰拉尔德·亚伯拉罕的《简明牛津音乐史》等。可以说，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在我国主要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得到快速的繁荣与发展。
由于西方音乐史学受西方学术研究影响很大，中国人在这方面有些“先天不足”，因而西方在学术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也会影响到国内的研究。我国西方音乐史学研究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1)研究范围狭窄
长期以来，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可以说就是作曲家-作品的研究，而且还仅仅限于最著名的作曲家的最著名的作品。“作品研究取代了历史研究”[1]。最终，西方音乐史学研究变成了西方著名音乐家的谱系排列，而对作品的研究变成了音乐会或歌剧的节目说明。[2](P13)
(2)研究方法僵化
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长期采用“作家生平—作品分析—创作背景介绍—历史影响”的研究模式，“对音乐作品的形式价值和意义价值的判断与解释成为历史叙述的中心。”[1]对社会历史进程及其与音乐现象之间的关系重视程度不够，从而导致对作品的研究与史学研究脱节。
(3)本学科的理论研究与反思滞后
虽然国内学界已经有很多关于研究方法反思的文章，但是对本学科的理论思考还不足，还没有形成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这是国内外一个普遍的问题。达尔豪斯在《音乐史学原理》的序言中曾写到：“写作此书，是因为与普通历史学、社会学和哲学(其本身就擅长认识论反思)中令人生畏的理论着述相比，在我自己这个多少有些属于边缘的学科中，理论的缺乏显得不成比例。”[2](P1)王晡也指出：“相形之下，西方的音乐史学，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始终存在与一般史学在元理论上的差距。因此，直接从一般西方史学中吸取营养，也应该是我们西方音乐史学方法论建设的目标之一。”[3]
(4)学科定位不明确
在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过程中，往往将音乐史、音乐美学、音乐分析、作曲技术理论混在一起。尽管跨学科的研究是当前学术发展的趋势，是应该大力提倡的，但是，这种学科定位上的迷茫，导致研究者找不准自己的位置，从而丧失了西方音乐史学的历史学特性。
上述问题中，最重要的是学科定位问题。正是由于学科定位不明确，才导致研究方法僵化、研究范围狭窄问题的出现，而且由于学科定位不明确，就不能有针对性地对本学科的基础理论进行反思，也影响了对学科理论的构建。
二、西方音乐史学与音乐学的关系
达尔豪斯曾经写到：“所谓音乐学，一般认为主要就是音乐史。”[2](P16)尽管随着音乐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对这一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但音乐史学在音乐学学科中的重要性还是有所夸大。
音乐学是一门很年轻的学科，它的确立开始于德国音乐学家克里桑德()在1863年编撰的《音乐学年鉴》，他主张音乐的研究，特别是历史的研究，应该提高到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中长期采用的那种严肃而精确的标准上来[4](P4)。1885年，阿德勒在《音乐学的范围、方法和目的》一文中，明确了音乐学的学科体系，并于1919年在《音乐史的方法》中做了修订，将音乐学学科体系分为历史的音乐学、体系的音乐学、音乐教育学与教授法、音乐学(即后来的比较音乐学)四个大的部分。虽然后来德国学者德列格()、维奥拉()、斯洛伐克的艾尔舍克()先后在1955年、1961年和1973年对阿德勒的学科体系做了不同的修订，但音乐史学始终是这个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的学者在西方音乐学学科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了“十二分法”和“三分法”两种设想方案。特别是在“三分法”中，将音乐学分成三大部分：
(1)“主要与人文科学相关的研究”，包括音乐哲学、音乐历史学、音乐形态学、音乐创作学、音乐表演艺术学、音乐批评学；
(2)“主要与社会科学相关的研究”，包括音乐社会学、音乐人类学、音乐经济学、音乐教育学；
(3)“ 主要与自然科学相关的研究”。 包括音乐物理学、音乐生理学、音乐心理学、音乐地理学、音乐工艺学、音乐治疗学。[5](P9-14)
其中，音乐史学又包括各种音乐通史、断代史、地域史、国别史、体裁史、乐器史、音乐考古学、音乐图像学、古谱学。[4](P12-20)这里一方面表现出音乐史学所具有的历史学的学科属性，另一方面也表现出音乐史学只是音乐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除了音乐史学之外，还有众多的音乐学子学科，它们共同构成了音乐学学科体系，因此，不应夸大音乐史学在音乐学学科体系中的重要性。
三、西方音乐史学在历史学中的定位
历史学理论认为，历史与历史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要想给历史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历史是活的、开放的，是在发展变化的。按《辞海》的解释，“广义的历史泛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史和人类社会史，通常仅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其最大的特点是不可逆、不可再现。而人类对于社会发展进程的记录，也被称为历史。按照历史学界的说法，前者是历史I，后者是历史II。[6]二者是两条可以无限接近但是永远不能相交的平行线。
也就是说，历史I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历史II是人类对社会发展过程的记录。人类在记录的过程中，对过去发生的事情进行认识与解释，并逐渐形成相关的史学理论，这种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认识与解释，以及相关的史学理论，构成了历史学的主要内容。历史是客观的，而历史学则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历史学包含三个层次的含义，一是对历史的叙述；二是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三是历史诠释学，即对第二层面的研究与阐发。历史学的研究，主要是在第二、三层面，特别是第三层面。
关于历史学的学科定位，历来众说纷纭。在古希腊，历史由九位缪斯中的克里奥所掌管，可见古希腊人认为历史与艺术有密切的关系。按照当前的学科划分，普遍认为人类的知识系统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三大类。自认科学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社会科学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以实证分析为主要手段。而那些既非自然科学也非社会科学的知识，被统称为“人文学科”，一般认为人文学科构成一种特殊的知识，即关于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的人文知识。历史学被划归在人文学科领域，但是历史学到底是科学还是艺术，历史学界仍然有争议，按照何兆武先生的观点，历史学一半是科学，一半是艺术。[6]也就是说，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就在于其具有科学性与艺术性两重特性。
历史学是一个非常庞杂的学科群，或曰学科体系，这是因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实践活动，而人的实践活动包罗万象，涉及到各个不同的领域。一般按照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来划分为三个学科群：
(1)从空间跨度来分，可分为世界史、国别史、地区史；
(2)从时间跨度来分，可分为通史与断代史；
(3)从人类活动领域，分为各种专门史，如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外交史、文化史、宗教史等等。
通过上述对历史学的学科结构的分析可以看出，西方音乐史学与历史学的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具体来说，它是历史学之中的一门专门史，它研究的是历史中的人在音乐领域内的实践活动，或者说，是研究人类音乐实践活动的历史发展进程。当然，这种专门史又可以按照空间跨度，分为法国音乐史、意大利音乐史、德奥音乐史等；按照时间的跨度又可以分为西方音乐通史和各个时期的断代史，如中世纪音乐史、文艺复兴时期音乐史、巴洛克时期音乐史等；也可以按照音乐实践活动的具体领域，分为作曲技术发展史、音乐美学史、钢琴艺术史等等更详细的专门史。
四、西方音乐史学的学科定位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西方音乐史学是音乐学的子学科，也是历史学的子学科。历史学的研究，要求在考证史料的基础上对历史做出合乎逻辑的解释，但这一点，在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中做得还很不够。纵观西方音乐史学的发展，直到安布罗斯(奥地利，Ambros )的五卷本通史(1862-1882)，才摆脱仅仅收集史料的做法的影响，首先采用“精神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对历史史料进行解释，而此后的H.里曼的五卷本《音乐史纲要》(1904)，则“力图通过对作品的分析去把握音乐历史的发展脉络，表现出一种从风格史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学术特点。”[4](P49)这才可以称得上是对历史的解释，才是真正的历史学。前者影响到20世纪保罗·亨利·朗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后者影响到格劳特的《西方音乐史》。
我们需要强调的是，西方音乐史学，既是音乐学的子学科，更是历史学的子学科。目前，西方音乐史学主要是在音乐院校开设，那是因为其音乐艺术的技术性要求。但是，现在往往忽视了其历史学的学科属性。[1]作为历史学的子学科，要求我们对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要遵循历史学的学术规范，即在历史考证的基础上确定历史事实，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历史解释。
西方音乐史学在我国之所以出现上述问题，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找准自己的学科定位。我们可以参看中国音乐史学的学科界定。“中国音乐史的研究，就是系统地收集、客观地评价与历史上发生事件有关的资料，以论证这些事件的因果关系、发展趋势，在对传统音乐的.抢救、保存、整理和研究中寻求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特征和基本规律，对其起源、形成、繁荣、发展、演变等问题做出精确的描述和阐释，进而解释现代的音乐活动，促进音乐艺术的发展。”[7](P9)(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也就是说，历史研究，主要是在掌握历史史料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因果关系与发展趋势，总结音乐发展的特征和基本规律，其目的是解释历史中的人的精神活动，并进而促进音乐艺术的发展。对于西方音乐史学来讲，由于学科性质的特殊性，国人收集史料有较大的困难，但是不等于说中国人就无所作为，就不能对西方音乐事件的因果关系和发展趋势作出判断，就不能为音乐艺术的发展贡献力量。而这一点，中国研究西方音乐的人士在认识上还不够明确。究其根源，就在于中国的西方音乐史学学科定位不明确，没有站在历史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所以，我们要呼吁中国的西方音乐史学学科定位，在承认自己是音乐学的子学科的同时，更要承认自己的历史学学科属性，树立历史学的学科意识，遵循历史学的学科要求进行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音乐历史研究的是发展、演变的过程及其原因，而不是仅仅研究作品。西方音乐史，首先是历史，其次才是西方音乐的历史；西方音乐史学，首先是历史学，其次才是西方音乐史学。
参考文献
[1]祁宜婷.为音乐史正名——作为历史学分支的西方音乐史学[J].《中国音乐学》，1999年第03期.
[2](德)达尔豪斯.音乐史学原理[M]. 杨燕迪译.上海音乐学院 出版社，.
[3]王晡.方法：在实践中开创，在交流中开拓(上、下) [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8年03、04期.
[4]俞人豪.音乐学概论[M].人民音乐出版社，，
[5]王耀华，乔建中.音乐学概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
[6]何兆武.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J].《史学理论研究》
[7]李虻.音乐研究的方法与论文写作知识问答[M].人民音乐出版社，2011-08.
音乐史毕业论文 第5篇
内容摘要：
文章从中国多民族的民间音乐曲调隐伏的和声因素、中国传统音乐中的多声部民歌中蕴含的和声材料、五声性旋律音调对各和弦构成音的制约作用等方面，探究了西方三度和弦沿用于中国早期专业音乐创作的原因，以期对中国的专业音乐创作、理论教学和理论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
西方三度和弦 功能和声 和弦结构 早期专业音乐创作
本位化中国传统音乐之后的整个20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在政治原因和社会原因的主导背景下，于20世纪初伴随着欧洲殖民列强的坚船利炮大举入驻中国，从此打开了中国的门户，当时具有中国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正义要求的乐歌运动也为西方音乐大面积、大规模地渗入中国本土提供了契机。80年代，西方音乐再一次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环境下，以强劲的势头和力度进入中国。而其后变化的直接结果就是西方传统音乐对中国音乐的绝对影响中断，中国音乐从而与西方传统音乐形成隔离，中国现代音乐，包括其观念和技法开始寻求合理存在。整个20世纪中国音乐的发展，其主要流向在于：在中西关系这个中心的统摄下，西方专业音乐创作于20世纪初开始登陆中国，到20世纪末，现代专业音乐已然成为当代中国音乐的主要角色，并在整体的音乐文化构成中占据着主要地位。在这大约一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专业音乐创作经历了两次质的飞跃（即两代断层）。尤其第一次，中国古代音乐史的截然中断并与中国传统音乐形成隔离，中国近现代专业音乐萌芽并日臻成型。这是西方传统音乐文化渗入中国本土的结果，中国专业音乐创作也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本文将探索作为西方传统大小调功能和声重要组成部分的三度叠置和弦结构在中国早期专业音乐创作中得以承继的客观依据和潜在的必然性，即在中国早期专业音乐创作中，作曲家们模仿、移植、沿用西方传统大小调和声体系之三度叠置和弦结构进行创作的依据，亦或作曲家们在专业音乐创作的实践中对西方传统大小调和声体系之三度叠置和弦结构应用取向的原因研究。
中国专业音乐创作源于西方，自20世纪初期起到现今大约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发展，在这期间许多作曲家做了大量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了极大的成绩。同时，理论家们把这些成功的创作实践进行了整理、归纳，总结出较为体系化的应用理论，譬如，作为西方传统大小调功能和声基础的三度叠置和弦，在中国启蒙时期的专业多声音乐创作中，为什么大量存在着这种和弦的模仿、移植、沿用，并且有着较多的与之相关联的实用理论总结。
传统大小调功能和声的三度叠置和弦是衍生于西方音乐土壤中的一种独特的和弦结构，它不可能被全盘植入中国的专业多声音乐创作实践中，如果那样，必将使民族音乐变得别扭而生硬。那么如何吸取西方音乐文化中的优秀成果为我所用，即是作曲家和理论家需要不断地通过实践检验和进行理论研究的首要课题。中国专业音乐创作从开始到现今的整个发展过程中，都在探索如何把西方的作曲技法合理运用于中国化的专业音乐创作中，即如何把非本位化音乐文化中的作曲技法适时适度地融入本位化的专业音乐创作中。这可谓中国和声民族化的道路。在中国专业音乐创作发展的全过程中，它始终是作曲家和理论家们关注的焦点。鉴于上述多种客观事实和主观因素，可想而知，西方传统大小调功能和声的某一重要元素（即三度叠置的和弦结构）在中国早期专业音乐创作中沿用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虽然从谱面和弦结构形态来看，中、西三度叠置和弦的外形特征是毫无两样的，但在实践中，中国多声部音乐创作中的三度叠置和弦几乎只是利用西方完善和声体系的和弦结构方法，吸取其优秀成果，选择适合中国多声部音乐创作的各种元素，对其进行沿用、移植，使其能够在中国的土壤里茁壮成长，同时，又要使这种和弦在中国专业音乐创作中运用起来更加顺畅、自然，成为具有民族化特征的三度叠置结构和弦。从某种意义上说，沿引西方三度叠置和弦是民族化多声音乐创作进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那么，这种三度结构的和弦为什么朝着这个方向沿用、移植？其理论依据何在？这在我国的理论著作中甚少提及。基于此，本文对西方大小调和声之三度叠置和弦沿用于中国早期专业音乐创作的成因进行探索和研究。
功能和声自西方传入，若把它们全盘应用于中国音乐创作之中，将存在如何与本民族的旋律音调、审美心理等方面适应与协调的问题。因此，在从事专业音乐创作时不能一味模仿或照搬西方体系，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去寻找创作的源泉。
一、在中国多民族的民间音乐曲调中，经常隐伏着各种各样的和声因素
如果细心地在曲调进行中挖掘潜在的和声因素，用以密切和声与曲调的关系，将能够使之浑然一体。这种从曲调中提炼和声材料的方法，是最直接最源于生活的，是和声民族化进程中极为重要而又行之有效的途径。如《打连成》（内蒙古民歌）《小河淌水》（云南民歌）等许多民歌都隐含着三度结构因素，把其旋律骨干音叠合起来即构成了完整的三度结构和弦。既然中国曲调中存在这种潜在的三度结构因素，那么，在多声部写作中沿引三度结构和弦也就名正言顺，符合对这种传统民族民间音乐的审美习惯。因此，在中国专业音乐创作中，对三度叠置结构和弦的沿引只要不破坏曲调风格即可洋为中用。
二、中国传统音乐中的多声部民歌是中国专业音乐创作的物质基础
因为民间多声部民歌里蕴含着丰富而独特的和声、织体等多声部音乐的因素，这种宝贵的多声部音乐资源正是借鉴和沿用三度和弦于实践的重要保证。
在中国多声部民歌中，本来就存在三度和声因素，只是并不构成完整的体系，加之在长时期内没有人去总结规律，因此，三度结构和声的存在仅仅是一种无意识行为的产物，且多数仅为和声音程。但它确实在中国多声部民歌中广泛地存在着。
如《谁不赞新娘》（男声二重唱），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内环江、河池、南丹和都安等县（自治县）所辖范围内毛南少数民族（习唱）的一首二声部民歌。曲中和声音程以大二度、大小三度为主，且多次出现。
又如《妹是凤凰莫展翅》（男声二重唱），是流传于桂北东部的融水等县壮族少数民族习唱的一首多声部民歌。这首民歌中和声音程也是以大二度和大小三度占据着主要地位，且出现次数频繁。
在中国多声部民歌中，如上两例一样富含着大小三度和声音程的民歌可谓俯拾皆是。这正是中国作曲家把西方传统大小和声体系之三度结构和弦引进到中国多声部音乐创作中的重要依据，但这并不是唯一依据，同时也不能像西方那样把各级三和弦的使用放在均等的位置，这将牵涉到旋律音调的因素。
三、五声性旋律音调对各和弦构成音的制约作用
西方三度叠置的和弦是建立于七声调式音阶的基础之上的，而中国多声部音乐是建立在五声性旋律音调基础之上的，因此在运用西方三度结构和弦时偶尔会与中国五声性旋律音调发生风格上的矛盾，在音响感觉上比较生硬、别扭。为了能够与中国五声性旋律调式风格相适应，对西方三度叠置和弦的沿引应该谨慎地做出选择。
在中国五声性旋律中，各调式音级上建立的三和弦与五声性旋律风格的协调性是不一致的。其中对“宫、商、角、徵、羽”五声并重使用，而对“偏音”——小三度间音则不平等视之，这是五声性旋律调式风格的突出体现。根据这种特点，在三种不同类型的五声性七声调式体系中，各三和弦中只有建立在宫音与羽音上的三和弦是全部由五声骨干音构成的，其余的和弦都包含有小三度间音。按其与五声性旋律音调相协调的程度而言，可把各级三和弦分为四个等次：宫和弦与羽和弦，全部由五声骨干音组成，因此与五声性旋律音调最相协调；雅乐清乐角和弦，由于变宫音处在和弦的五音位置（纯五度），因而与五声性旋律音调也比较协调；商和弦与徵和弦，全部由小三度间音作为和弦的三音，对于五声性旋律音调而言，有时会产生一定的矛盾，但用于内声部时，矛盾并不突出；建立在小三度间音（即变徵、清角、变宫、清羽）上的三和弦以及燕乐角和弦（五音和根音为减五度）与五声性旋律音调的矛盾比较突出。当然，这只是中国多声部音乐创作沿引西方三度结构和弦的思维模式和一般规律，并不是绝对化的具体写作章程。在中国早期的专业音乐创作中，宫和弦、羽和弦的运用几乎贯穿于乐曲，使这两个和弦得到突出的强调，这种典型的用法是民族化三度结构和弦运用之一般规律的具体体现。同时，徵和弦以及其他各种加偏音和弦的辅助性使用也是中国五声性曲调旋法、调式特点的重要补充，也极大地丰富了以宫和弦及羽和弦为主导地位的五声性多声部音乐的三度结构和弦体系。
三度结构和弦在中国多声音乐创作中得以生根，是因为这里有着适宜它成长的环境。文中从上述三个方面论证了其应用于中国早期专业音乐创作中的重要依据，以及受制于中国五声性旋律音调的约束性（即朝着中国五声性旋律风格发展的倾向性）。希望能对中国的专业音乐创作、理论教学和理论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
参考文献：
[1]樊祖荫.中国多声部民歌概论[M].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
[2]黎英海.汉族调式及其和声[M].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
[3]樊祖荫.中国五声性调式和声的理论与方法[M].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
音乐史毕业论文 第6篇
内容摘要：文章以西方音乐史中惯用的断代史为时间范畴，结合实例分析“音乐家”在各个时期所特具的不同社会角色与地位。
关 键 词：音乐家 西方音乐史
纵观西方音乐史，从古希腊罗马到近现代的各个时期，我们发现从事音乐之士的角色、地位明显不同，而当下的“音乐家”概念应该是到了古典主义时期才正式走上历史舞台。笔者拟简要分析西方音乐史中各个历史时期“音乐家”的社会角色与地位，以期有助于理解西方的音乐作品及其历史。
一、古希腊古罗马时期——雾霭中的音乐家
那时的具体音乐现已无从得知。文献中记录有弹里尔琴的阿波罗和吹阿夫洛斯管的狄奥尼索斯。我们能够找到的只是先哲们的“音乐”观念及思想。毕达哥拉斯的“音程可用数学比率来表现”使人们对音响及它们间的关系持理性态度；亚里士多德等认为音乐具有道德力量；波伊提乌说：“音乐是一门用理性和感官仔细鉴别高音低音之别的学科。音乐家是有教养有理性的思想家，能评判演奏家和作曲家。”由此看来，古代真正的音乐家应该先是哲学家和评论家。另外由于音乐与诗歌、戏剧和舞蹈密不可分，音乐家还担当诗人、剧作家的角色。总之，那时的音乐家远比现在的概念要宽泛。
二、中世纪——宗教的代言人
继古罗马的享乐主义之后，中世纪力主禁欲主义。在经院哲学与普世主义的枷锁下，旧有的一切都被“保护”， 荣耀上帝成为唯一的目标。神圣崇高的格利高里圣咏作为基督教会布道传递福音所不可或缺的手段，与基督教仪一起掌控人类的精神生活。写作音乐的行家被冠以天赋、神祗等字眼儿。音乐实际上成为教会仪式的载体，而并非独立的艺术。无论是圣母院乐派的奥尔加农，还是奥克冈的四声部经文歌，本质上都首先是宗教的，然后才是艺术的。音乐家及其音乐作品此时就一个身份——宗教的代言人。
三、文艺复兴——得到贵族资助的家臣
在科技、经济大发展的历史背景下，理性的觉醒和人性的复苏使艺术家们逐渐脱离宗教的桎梏，开始强调自我的实现与个性的解放。缺乏音乐训练的人将被视为没受过教育，专业音乐家已经出现，并形成勃艮第（王国）乐派、尼德兰乐派、威尼斯乐派及罗马乐派等独具特色风格的群体。勃艮第王公贵族的政治地位和充足的钱财保证了包括迪费在内的音乐家们得以尽情施展才华；邓斯泰布尔在英国公爵的帮助下赴欧洲大陆传播自己的音乐；若斯坎相继在米兰、罗马等地供职于宫廷和教堂。宫廷文化兴起，超过教会成为音乐家的“保护人”，虽然人性意识的回归促使音乐家在作品中更多地表现情感、阐述自己的音乐观，但他们依旧要靠贵族的资助才能够生存，从实际意义层面上讲，音乐家及其作品都是贵族的依附品。
四、巴罗克——开始迎合公众趣味的音乐家
在以君主专制为主要政治倾向的巴罗克时期，资产阶级不断同封建势力作斗争。中产阶级聚集财富并开始与贵族抗衡，社会团体逐渐形成。随着第一座剧院在威尼斯的开幕，音乐开始走向公众。作曲家们不再仅以神旨或王侯的意图来创作，而是必须考虑公众趣味。这一点我们尤其可以从歌剧的诞生、发展及演变的过程中得到证实。威尼斯乐派的蒙特维尔第正是为了表达诸如愤怒、节制等大众感情才首创了震音、拨弦奏法；观众的口味又是导致威尼斯歌剧渐趋程式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幽暗教堂中神圣音乐的回响，到宫廷灿烂绚丽的乐声，再到如今弥漫于日常场景中的音乐，这门艺术终于开始渐渐体现出新型的自由生命力。
五、古典主义——宫廷与公众的联袂
封建专制势力依旧坚不可摧，公众对音乐的热情丝毫不减。经济社会地位占强势的贵族仍持有对音乐绝对的赞助和决定权，维也纳三杰生命过程的异同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音乐家角色和地位的决定性改变。海顿几乎一辈子在埃斯特哈奇府邸担任“音乐仆人”；莫扎特同萨尔斯堡大主教的决裂是导致他生活窘迫的直接原因。此时的音乐家们在创作中拥有更大的自主权，但总的说来，他们必须考虑公众的态度和资助者的愿望而无法脱离贵族真正拥有独立的社会地位。
贝多芬依靠出版乐谱等获得生存的保障，历史上关于贵族们对他的顶礼膜拜及他蔑视权贵的典故数不胜数。正是从他那个时候起，“音乐家”就成为了灵感的化身、天才的代言人，逐渐作为独立的个体正式走上历史舞台。
六、浪漫主义——独立的个体
贵族保护制度几乎彻底消失，音乐家需要依靠社会与自己的力量生存，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公众的口味。对个人演奏或创作技巧水平尤为注重，从而不断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音乐会也由此日见兴起。这是个性得以极大释放的时期，一个歌唱的时期，它造就了无数辉煌的演奏奇才、演唱名角和作曲大师，个性的完全释放，接受层面的极度膨胀，经济、社会的突飞猛进等各种因素使音乐家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独立角色，而当人们在瓦格纳的乐剧中嗅到了“新音乐”的气息之时，一个崭新的音响世界才真正扑面而来。
七、近现代——传统音乐的颠覆者
浪漫派音乐家极力摆脱古典大师的笼罩，近现代的音乐家也面临类似的挣扎与取舍。相比资产阶级大革命和启蒙运动来说，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的创伤和震撼是前所未有的。古典曲式的规整与浪漫的歌声在灾难中显得异常疲软，艺术家们都在痛苦地思索着艺术的方向和人类的命运。他们不依附于任何所谓的保护制度，不再沉迷于个人情感，而是对音乐本质做出更多样化的思考与尝试，由此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流派”。新古典主义者斯特拉文斯基极力追求抽象性，由标题音乐转向了绝对音乐；表现主义在阿尔班·贝尔格的戏剧性作品中达到高潮。节拍可以不断变化，节奏脱离了标准形式，旋律不再根据与人声的关系来构思，摩天大楼式和弦出现，大小调体系崩溃，诸如此类的传统音乐概念都在近现代的音乐家手中被彻底颠覆。
“音乐家”从远古的综合性概念直至演变为当今的革新者，其中不乏政治、科技、经济与文化的作用，也有各个学科间的相互影响，甚至地理、环境等外围因素也会对他们起到间接的作用。从中我们能够触摸到音乐的发展脉络，也能更好地理解作为人类精神阐释者的音乐家的不易与可贵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