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本科论文 第1篇
根据谢晖教授将法律信仰分为法律信念和在法律信念支配下的活动两方面来看[8]，良法对法律信仰形成的作用可通过以下两方面来实现：
1.良法对法律信念形成的作用。法律信念是一个有关个体主观心理的概念，内在包涵着个体对法律的信服和尊崇，并把这种信服和尊崇内化为一种恒定的意念，而这种信服和尊崇的前提是法律可以实现主体的某种利益。良法因其效用-利益性、保障-救济性、自由-人权性，使其具备被信仰的价值基础；
2.良法对法律实践的作用。法律实践的前提是有法可依，而这个法的良善性决定了法律实践的有效性，法律的有效实行是法律实践的应有之义。法律的善恶决定了人们对其信仰的最基本的逻辑起点和价值基础，只有善法――以人权保障为宗旨的法律，才能获得社会主体的普遍认同并加以普遍遵守，法律的良好实施才能促使人们去信服和尊崇法律，法律信仰才能形成。
法律本科论文 第2篇
为了更好的保障跨国证券交易的正常进行，各国都针对跨国证券投资中的一些问题制定的专门的法律，但是这些法律规定并不具有世界性，而是各国从本国发展的角度制定的，其中的冲突也是非常多的。总的来说，这些冲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调整法律关系存在冲突
证券投资的认识各国本来就存在不同的理解，那么在制定法律和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自然也会存在很大不同，首先是证券发行主体、方法以及程序等方面存在差别，在规定上认识是非常不同的;其次是对于证券交易的方式、支付等一些规则的制定存在出入;再次国有关证券监管结构、监管方式与措施、证券权益保护机制方面的不同规制;最后是各国对证券市场主体的法律规定亦存在差异，涉及证券商、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机构、证券投资公司、上市公司、证券投资者的主体资格与身份确认方面的法律冲突。
(二)各国对于证券投资行为的规制存在不同
跨国证券投资中需要进行一系列的行为，在这些行为的规范和指定的标准规则方面是存在不同认识的，比如各国在规制证券发行与交易行为时，对于如何认识两种行为，以及在两种行为的实施过程中如何进行控制都存在不同的理解，在规制内容上也存在差异;在跨国企业上市的条件和对于该行为的监管也存在差异，这些都是跨国证券投资中世界各国对一些行为规制过程中存在的不同，这些不同的认识，也就产生了法律适用冲突的问题，不利于共同问题的有效解决。
在以上内容主要通过概括的方式对于跨国证券投资中各国法律存在的冲突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描述，其实在理论研究之中，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也是存在差别的，比如有一些学者在概述法律适用冲突的过程中将这一问题分为三个部分进行分析：发行主体的冲突、发行客体的冲突以及发行行为和管理的冲突，不论哪一种划分都冲根本上认识到跨国证券投资中存在法律适用的一些问题，也是未来需要我们重点解决的部分。
法律本科论文 第3篇
1.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中法律职业道德考核的分值偏低
从2002年开始，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将法律职业道德纳入考试范围，但是考核的分值始终徘徊在5分左右，与其他的内容动辄几十分相比较很难引起人们的重视。目前，很多高校在确定本校的法学专业教学计划时主动向司法考试中考核内容较多的科目倾斜。暂且不论这种做法的对错，但在实践中却直接导致了法律职业道德课程的虚设，甚至有的高校根本就不设这门课程。有关法律职业道德的内容，却在法理学、诉讼法或者司法制度概论等课程中讲解。这一点也显示了法律职业道德课程在高校法学专业课程设置中地位较低。此外，很多高校在法学本科专业教学计划中设置思想道德修养课程，作为必修课，但没有专门设置系统学习法律职业道德的课程。思想道德修养课程主要是讲解公共道德的课程。法律职业道德虽然属于道德的范畴，但不同于公共道德。法律职业道德具有主体的特殊性、规范的明确性和具有较强的约束力的特征。法律职业道德适用的主体主要是专门从事法律工作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法律职业人员，对于非法律职业人员没有约束力。法律职业道德不能停留在一般道德准则层面，必须形成具有明确权利义务内容的、具体的标准和可操作的行为规范。如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约束法官行为的《_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的约束检察官行为的《检察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试行)和中华律师协会通过的约束律师行为的《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试行)，这些基本规则都对相关法律职业的道德作出了特别的要求。而且，这些规范均具有实质性的约束力。如果违反了职业道德规范，均要求追究相应的纪律责任，甚至是法律责任。所以，思想道德修改课程不能完全取代法律职业道德课程。再加上思想道德修养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陈旧，教学效果欠佳，根本不能满足法学专业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要求。
2.法律职业道德领域的专业研究人员较少，师资缺乏
目前在法律职业道德领域内进行专业研究的人员较少，各高校中从事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师资严重缺乏。这也直接导致法律职业道德课程开设的困难。部分高校在法学教学计划中将法律伦理学作为法学选修课程。但是因为缺乏专业的师资，该课程一直没有真正开设。有些高校虽然开设了该课程，但是多由法理学或诉讼法学方面的教师担任主要教学工作。这些人员没有真正研究过法律职业道德，因此，该课程的教授也只能限于对有关职业伦理规范的讲解。另外，法律职业道德课程方面的教材和资料也相对较少，对于该课程的开设也有较大的影响，直接制约了法学本科阶段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发展。
法律本科论文 第4篇
司法考试对于本科法学教育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司法考试为本科法学教育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而本科法学教育对于司法考试而言，既是前提又是基础。没有法学本科学历，不能参加司法考试；没有发达的法学本科教育，司法考试就缺乏充足的优秀的应试者。法学教育可以是多元的，应当充分考虑培养学生通过司法考试的能力。各个法律院系可以根据自己的教学能力，包括师资力量、学生素质、教学设施等来安排自己的教学，考虑法学教学与国家司法考试的联系程度，合理地开展教学活动。总之，司法考试不能忽略中国法学教育的实际，必须衔接好与法学教育的关系；法学教育应尊重司法考试的本质与规律，以司法考试为契机，加快法学教育的改革步伐。
法律本科论文 第5篇
作为现代刑事犯罪侦查活动的重要支柱，侦查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刑侦人员能够更为准确、更为迅速地识别刑事犯罪中的犯罪动机，收集犯罪证据，在追捕犯罪嫌疑人、及时扑灭罪行等环节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国家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同步发展背景下，犯罪形式和手段正趋于复杂化，随之技术侦查手段的运用也藉此日渐增多。本文从技术侦查基本释义和主要特点展开分析，论述了技术侦查在实践中所呈现出的客观问题，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相关法律规制构想，以期对我国技术侦查及法律的完善提供有益参考。
论文关键词
技术侦查 刑事侦查技术 侦查手段 侦查学体系
技术侦查具有隐蔽性强、侵权性高和司法强制性等特质，故而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存在部分为尽快侦查破案而违规运用技术侦查手段，最终导致公民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现象。造成这一负面影响的原因，某种程度上与国家技术侦查法律规制不完善相关。由此，建立健全技术侦查法制，必须要认清当前技术侦查的不足，依照国家司法现状，清晰界定技术侦查手段所适用的司法程序，依此制定合法合理且贴合国情的技术侦查手段使用规范，杜绝技术侦查手段滥用。
一、技术侦查理论内涵
(一)技术侦查基本释义
根据《国家安全法》对技术侦查的司法定义为国家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利用邮件检查、秘密获取物证、秘密录像、踪迹跟踪、电子监控、通讯监听等一系列技术手段，是在侦查破案过程中实施的各种特殊侦查方法总称。站在技术角度上分析，技术侦查的实施手段主要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主，是侦查执行人员对案件当事人所采取的一种秘密侦查手段。
(二)技术侦查主要特点
根据司法实践所得其特点主要包括高科技性、侵权性、秘密性和强制性。其中，高科技性即指技术侦查活动需要借助多种先进技术和设备才可完成，例如电子监控仪等;侵权性即指侦查活动多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实施各种监视手段，存在某种程度上侵犯当事人基本权利之嫌;而秘密性，即因侦查活动除执行人员知晓外，并无他人了解侦查过程及结果;强制性则是指在实施技术侦查手段时，并未经犯罪嫌疑人的认可或同意。
二、技术侦查实践探究
(一)技术侦查在司法规制上的具体表现
国家为确保侦查权的统一性，避免其遭致滥用，已逐步建立独立的技术侦查部门，使之侦查权限所含的申请权、审批权以、执行权得以互相制约，形成“三权分立”局面，很大程度上使得技术侦查行为有效性得到保障;防范侦查人员篡改原意或扭曲案件事实;强化了对人权的保障，在公民隐私权受到侵犯时可以得到及时救济，确保公民复议权和诉讼权等合法权益的实现。简而言之，在我国法治建设不断推进过程中，技术侦查行为相关法律规制已逐步完善，侦查权滥用情况得到了显着改善。
(二) 技术侦查手段行使中的客观问题
技术侦查能予施展的手段众多，于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的有下述几项：
一是权利救济与制裁机制缺失问题。即相对人认为侦查机关采用的侦查手段侵犯了其合法权益，或是对侦查机关所采用的侦查手段有所异议，应当如何申请权利救济的问题，至今仍未有相关司法解释对此作明晰界定。救济是权利的一种表现手段，保障行为相对人的合法救济权利是保障侦查手段合法的重要武器，换言之，无救济即无权利。当前，我国法律仍然缺乏对“救济程序”的明确规定，加之技术侦查手段的实施存在显性的侵犯性、隐蔽性，若不从法律角度为行为相对人制定明确的权利救济程序，置其合法权益于高奉献中，不仅是对保障人权的无视，也与“依法治国”精神背道而驰。
二是适用条件及范围不明确问题。鉴于技术侦查过程具有很强的保密性、侵入性，故很难真正有效的采取约束措施，监督力度较为薄弱。而且，新的刑法修正案针对技术侦查手段适用范围的规定仅为“其他危害社会安全的犯罪案件”，并未明确规定“哪些案件才可运用技术侦查手段”，具有较大自由解释空间，由此造成不同地域、不同司法机关、不同层阶对此条款的理解与认识均不一致，无疑给侦查技术使用者创造了滥用侦查权的条件。此外，在执行任务中，通常只需自侦查机关认为与法律条款中“严重危害社会安定”这一性质符合，便可启动技术侦查手段，故而相关滥用、任意使用技术侦查手段的现象屡禁不止。
三是技术审批程序的缺漏问题。传统技术侦查手段有邮件检查、跟踪监视、秘密录像、通讯监听以及秘密拍照等。而技术侦查具体手段、适用对象、启动及审批程序等尚未出台明确司法解释，故而可操作性低。比如，于新刑诉法修正案中对技术侦查手段批准的司法规定为“务必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条款看似严格却十分笼统，并未明确规定审批程序及审批负责对象、审批执行对象，仍旧需要“不同的机关自行通过司法解释来解决”，此规定显与现实不符。近年来，公安机关与国家安全机关均先后建立技术侦查队伍，以处理日益多发的案例、重大贿赂案件。但从我国当前国情考虑，各大机关均建立技术侦查部门，将造成技术侦查体系重复建设，技术力量及装备重复投入，还可能引起各机关相互竞争、抢夺资源。鉴于此种情况，刑法修正案驳回了检察机关增设技术侦查体系的提议，依然按原规定执行。
三、技术侦查法律规制构想
(一)建立健全技术侦查的侵权救济体系
从某种程度上说，技术侦查的性质决定其必当以“侵权”为代价。为了保障公民的基本权益，降低技术侦查代价，应当合理设计技术侦查程序，制定与现实相符的侵权补救条例，确保公民隐私权在受到侵犯时可以得到必要救济与保护。具体地说，首先要赋予当事人知情权，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避免其权利受到侦查机关侵害;同时防范侦查人员主观篡改原意或扭曲案件事实，通过告知当事人，可便于核对、确定情况属实与否，为辩护形成证据链。其次，赋予当事人复议权。当事人在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手段提出抗议，可向相关机关提起复议。若侦查机关所用侦查手段确实非法或违背适用性原则，当立即停止并撤销技术侦查手段，对当事人作出实际补偿。
(二)清晰设定技术侦查的具体适用范围
技术侦查手段包括通讯秘密录像、秘密录音及拍照等行为，通常用于组织犯罪案件、案情紧急案件和其他有期徒刑超过三年的刑事犯罪案件中，但需对其具体适用范围作明确限定，且在侦查的过程中，当首选常规侦查措施进行案件侦查，若运用常规侦查手段无法成功破案，方可运用技术侦查手段。组织犯罪案件具有性质复杂、危害大、涉及人员广等特点，若不借助秘密拍照、通讯踪迹跟踪等侦查手段，侦查破案的可能性较低，很难还原案件事实;而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案件对国家主权、_稳固、领土完整均有严重威胁，故可对此类犯罪案件亦需采取技术侦查手段;有期徒刑超过三年的刑事案件多属于严重威胁社会安全的犯罪案件，故实施技术侦查手段限制少数嫌疑人权利，能够保护多数人的权利;至于刑期低于三年的刑事案件，其相对危害性较小，故不宜适用技术侦查措施，参照常规方法立案侦查即可;此外，对于案情紧急的犯罪案件也需要采取秘密侦查手段，以缩短破案时间，提高诉讼效率，因常规手段侦查极易错过最佳破案时机。需要注意的是，每一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并非是技术侦查措施的唯一适用对象，若其他人员和案件有直接关联，也可执行技术侦查手段，但需明确指出不可对第三人采取技术侦查，如嫌疑人的律师。
(三)综合考虑技术侦查批准程序的确立
综合考虑我国的法律现状与侦查体制，结合刑事诉讼法的角度来看，检察机关属于法律监督机关，若赋予检察机关对技术侦查手段的审批权，确立技术侦查手段的严格批准程序，避免侦查机关滥用侦查权，确保公民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可行性极大。同时，笔者亦认为在将审批权交由检察机关后的审批程序应予以明确且具可行性的规定，如检察机关于日后同样需要用到技术侦查手段时，也应向其侦查监督部门提请核发批准书。再者，当检察机关在行使其审批权时，应当着重关注技术侦查的应用是否合理，并对技术侦查送审材料依法进行书面审查，公平、客观的就其合理性与否作出公断。当送审申请获得检察机关批准后，应同时出具书面同意书，其中必须注明具体批准机关名称、理由、案件事实、执行机关名称及工作人员姓名、当事人身份及姓名、技术侦查手段及适用范围、侦查地点、目的等，以便于备案归档，及日后责任追查。
(四)严格遵照技术侦查的基本原则执行
在不同的案件案情，并非任何犯罪嫌疑人都是技术侦查手段的适用对象;且针对不同案件侦查，并非任何刑事案件均适用技术侦查措施，侦查机关应当根据嫌疑人的犯罪性质、大致刑期、犯罪严重程度以及涉嫌罪名等来确定是否适用技术侦查手段。由此，笔者认为侦查机关在行使侦查权时必须遵循以下原则：一是救济原则;即必须赋予当事人知情权、复议权以及诉讼权，以保障当事人的最基本权利。二是法治原则;即应当依法律规定、法定程序开展秘密侦查，不可违反司法审查原则;三是隐私保护原则;即当最大限度保护当事人的隐私权，防止相关材料泄露，妥善保管证据;四是必要性原则;即判断调查案件的严重程度是否有必要采取技术侦查，通常需要案件在具有严重危害后果时，才有必要实施技术侦查手段;五是适度公开原则;主要指将技术侦查手段的实施适时、适度的向辩护人、犯罪嫌疑人以及社会公开，这也是践行知情权的义务的路径之一。六是相关性原则;即指技术侦查通常主要围绕与调查案件紧密相关的人员来实施秘密侦查手段。
侦查学作为重要的应用学科，其研究应该保持积极的态度，坚持科学原则，以追究真相作为侦查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然而，我国侦查机关完全可以主观自行断定是否需要使用技术侦查手段，存在很大自由度的滥用空间。笔者上述已对综合性的对如何在法律层面对技术侦查进行有效规制，即严格遵循技术侦查基本原则，明确界定技术侦查手段的适用对象及适用范围，明确滥用侦查权应当担负的法律后果，以确保技术侦查手段能够在兼具合法性、合理性、规范性的前提下使用，在扑灭罪行、维护社会治安和稳定的同时，也能够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法律本科论文 第6篇
一、沉默权的历史渊源和定义
沉默权(privilege of silence)，又称反对自我归罪特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诉讼权利[1]。沉默权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讯问官员的提问依法可以保持沉默或拒绝回答，不因此而受到法律的追究，讯问官员则有义务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此项权利的权力。简单地说，沉默权就是不回答问题的权利。沉默权最初形成在英国，13世纪以后，在英国的宗教法院、星座法院的刑事诉讼程序中，强令被告人就犯罪宣誓供述，被告人拒绝回答时就要受到刑讯或处罚。在这种程序中，不是由控诉方证明被告人有罪，而是强迫被告人证明自己是否有罪。因此，公民的权利从根本上是得不到保障的，这引起国民的强烈反对。1639年英国的xxx本案，在这一案件中xxx本以“自己不能控告自己为由”反对星座法院法官的纠问宣誓，两年后终于被议会裁决认可，并在1898年的《刑事证据法》中得以确认。美国首先移植这一制度，并首创xxx规则，使刑事沉默权制度在程度上得到了保障。1963年3月3日深夜，一位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某影院工作的女孩(18岁)下班回家时，一辆汽车突然停在她面前。一名男子从车里钻出来，一手抓住其胳膊一手捂住其嘴，将她塞进汽车后座，把手脚都捆住后，在车内将其_。该女孩被放开后，马上跑回家给警察打电话报警。根据她的描述，警察于3月13日将xxx抓获。抓获后，警察将被告进行了“排队”，受害女孩当场指认xxx就是罪犯，xxx也供认不讳，并写了一份供认书，还在上面签署了自己的名字。以xxx的供认书和招供情况为证据，法院判决xxx犯劫持罪和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和30年。xxx不服判决结果，在狱中多次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写信上诉，终获成功，这便是美国刑事诉讼领域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xxx诉亚利桑那州案。联邦最高法院从此明确规定：在审讯之前，警察必须明确告诉被讯问者：(1)有权保持沉默;(2)如果选择回答，那么所说的一切都可能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3)有权在审讯时要求律师在场;(4)如果没有钱请律师，法庭有义务为其指定律师，这就是著名的“xxx警告”。在xxx规则中，只有前三条与xxx一案有关，而规则第四条，即如果嫌犯请不起辩护律师，法庭应免费为其指定一位律师的规定，则是根据美国最高法院在1963年作出的另一项重要裁决而确定下来的。美国宪法第六条修正案规定，被告人在法庭受审时，有权请律师为其辩护。人所共知，金钱不是万能的，可请律师辩护，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一百多年来，此款宪法修正案，实际上只是保护了有钱人的人权。在后来的xxx斯•xxx•xxx盗窃案中，才最终确定并最终形成了xxx规则的第四条。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国在1789年的《人权宣言》中，宣告了“无罪推定原则”和“程序法定原则”。德国经过_期间的惨痛教训以及《联邦基本法》关于保障人格尊严的要求，是通过增设《刑事诉讼法》来实现的。
沉默权的发展历史进入21世纪的今天，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已经认识到沉默权的进步性和合理性，因此都在其宪法或刑事诉讼法中确立了沉默权规则。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规定，任何人不得被迫自证其罪。法国刑事诉讼法第115条、第128条、第133条分别规定：“预审法官应告知被审查人，未经其本人同意，不得对他进行讯问。此项同意只有当他的律师在场时方可取得。任何时候，当被审查人要求作陈述，预审法官应立即听取。本款所规定的告知，应记入笔录。”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11条规定：“被告人可以始终沉默或对各个质问拒绝供述。”[2]这说明沉默权利制度已成为国际公认的刑事司法的最低公正标准，是最低的人权保障，是实现司法文明的重要标志，是不可抗拒的世界进步潮流。
二、我国刑事诉讼的历史沿革和现状
我国历史上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从战国时期的《法经》六篇直到唐代的《唐律疏议》，我国的封建法典逐步的发展成熟和完备，形成了独特的中华法系。但是在封建社会中，实施专制统治的统治阶级把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放在第一位。对于破坏了社会安全与秩序的臣民，在诉讼活动中只能成为一个遭受拷问、提供有罪供词，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客体。封建社会刑事诉讼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其特别重视被告人的口供，必须取得被告人的有罪供述之后才能定罪，为了能够取得有罪的口供，而广泛的采用刑讯方法。有时候甚至对证人或原告实施刑讯，不仅被告人，其他诉讼参与人在这样的刑事诉讼体系之下，都完全没有任何权利可言。这是封建社会不注重人的权利，而极力维护统治阶级绝对权威的必然结果。而在新
法律本科论文 第7篇
论文最好能建立在平日比较注意探索的问题的基础上，写论文主要是反映学生对问题的思考， 详细内容请看下文法律系本科生毕业论文。
一、绪论
房屋是普通公民终其一生努力奋斗而拥有的最重要的私有财产，是他们生存和发展的根基。试设想，一个上无片瓦、下无立锥的人将会处于怎样的困境呢?基于房屋在公民财产权利中的重要性，国家也通过立法加以重点保护。但在近年来的城市房屋拆迁中，损害被拆迁人财产权利甚至侵犯被拆迁人人身权利的行为却频频发生：房地产开发商以断电、停水、恐吓等方式，甚至以殴打绑架等严重侵犯人身权利的行为逼迫居民接受拆迁;地方政府退居幕后，坐视被拆迁人权益惨受践踏而少有作为，在不应干预的场合倒是积极有为地偏向拆迁人。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被拆迁人的权益遭受严重侵犯?被拆迁人的权益保护机制为何失灵?应如何完善被拆迁人的权益保护机制?这些正是本文力图解决的，笔者希望通过对上述问题进行全面分析和深入论证来为保护被拆迁人的权益出谋划策，以尽绵薄之力。
二、被拆迁人权益保护现状堪忧
(一)被拆迁人在城市房屋拆迁中处于弱势地位，是利益受损者
一般而言，被拆迁人往往是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他们由于自身在社会经济方面的弱势，因而在城市房屋拆迁的利益博弈中处于下风，不具有响亮的话语权。近年来，城市房屋拆迁中侵犯被拆迁人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的野蛮拆迁等恶性事件屡屡发生，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被拆迁人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被拆迁人要么因缺乏保护自身权益的力量而选择以自杀等极端方式来表达对当下城市房屋拆迁制度的抗议(如南京xxx事件、北京xxx事件等);要么选择以爆发群体性事件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发泄对拆迁人和地方政府的不满(如湖南嘉禾事件、河北定州事件等)。稍有良知的人对被拆迁人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感到不平，也对xxx式的悲剧抱以同情，更令他们愤慨的是拆迁人无视国法的肆意妄为和地方政府的违法行政。
(二)行_力行使不当，政府公信力缺失
目前在城市房屋拆迁领域是行政主导拆迁，不管被拆迁人是否愿意，他都只能接受政府作出的拆迁决定并负有配合拆迁进行的义务，行_力对于被拆迁人而言具有支配性。根据行政法原理，“行_与公民权具有不对等性，行_具有优益性或支配性。行_可以设定、变更或消灭公民的权利义务，而公民却不具有同样的权利。”正是因为行_的这一特性，使得被拆迁人在城市房屋拆迁的利益分配活动中受制于政府，而政府一旦不依法行政就将严重损害被拆迁人的利益(违法进行强制拆迁对被拆迁人权益的巨大危害即是明证);又由于政府未能遵循法律优位原则，没有严格按照法律规范来调整城市房屋拆迁中形成的利益关系，致使拆迁许可、裁决等制度几乎丧失了保护被拆迁人权益的价值。“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建设规划出尔反尔，造成居民不能回迁”的情形则严重损害了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使公民对政府抱有强烈的不信任感。
(三)缺乏有效的权利救济途径来保护被拆迁人的权益
前已述及，拆迁许可、裁决等制度因行_力行使不当已然难以发挥保护被拆迁人权益的作用。行政诉讼又因为“面临诸多法律困扰以及受到现实环境制约”而在解决城市房屋拆迁纠纷案件中“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不能充分地保护被拆迁人的权益。“如丰台区法院行政庭2017年以来共受理因拆迁裁决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件23件，判决维持的11件，裁定驳回的2件，原告撤诉的7件，判决撤消结案的仅3件。”此例说明被拆迁人要想通过行政诉讼来维权决非易事，因为他们很难胜诉。这反过来就要求能为被拆迁人先提供切实有效的行政救济制度。
三、被拆迁人权益难获有效保护的原因
(一)立法方面的混乱和空白
1、《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继续存在缺乏法理基础。_于2017年新修订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目前调整我国城市房屋拆迁领域的主要依据，但由行政法规来规范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明显违反了《宪法》修正案(四)第二十条和《立法法》第八条的规定。需要澄清的是：《宪法》修正案(四)第二十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征用并给予补偿。”《立法法》第八条规定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只能制定法律，这里的“法律”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广义的法律，而是狭义的法律(即由_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行政主体对被拆迁人的财产权利的限制甚至剥夺没有被置于法律的约束之下，而是遵从低位阶的行政法规(况且这一法规也缺乏合宪性)，严重违背了法律保留原则和下位法不能与上位法抵触的原则，所以立法上的僭越是导致政府机关在城市房屋拆迁中违法行政的根源。
2、立法对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关系定性错位。关于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关系性质的问题一直在理论上纷争不休，有持民事法律关系说者，也有持行政法律关系说者，但与《条例》对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关系认定一致的混合说似乎占据主流地位。判断某一法律关系的性质关键是看主体之间的地位：若主体之间地位是平等的，都以自己独立的意志参与法律关系并不受对方的强制，则该法律关系是民事性质;若主体之间地位是不平等的，一方可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并能单方面设定、变更或消灭对方的权利义务，则该法律关系是行政性质。就目前《条例》的规定而言，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关系兼具行政和民事两种性质。首先，在拆迁许可、拆迁裁决、强制拆迁等法律关系中，行政机关作出的是具体行政行为，其意志对相对人有支配性和强制性，此类关系属于行政法律关系性质。其次，拆迁人和被拆迁人之间就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而发生的关系属于民事法律关系性质，因为双方地位是平等的，以意思自治原则来进行协商。有论者则从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关系的应然属性出发，认为“房屋拆迁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应受民法规范的调整，拆迁行为仅仅涉及拆迁当事人的民事利益，完全发生在民事生活领域，与国家利益和政府行_力的行使无涉。”笔者认为，从城市房屋拆迁的实际运作过程出发，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关系中的确包含了民事法律关系，但是在政府主导拆迁的条件下，行政法律关系在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关系中无疑是占据主要地位的。民事法律关系在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关系中是依附于行政法律关系而存在的，具有从属性。根据主要矛盾决定事物性质的哲学观点，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关系的性质其实就是行政法律关系(尽管其不是纯粹的和典型的行政法律关系)，当然这一认识并不与《条例》契合。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条例》将城市房屋拆迁抹上民事法律关系的色彩，混淆了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关系的性质，淡化了政府的行政责任，导致整个城市房屋拆迁制度运行不畅。
法律本科论文 第8篇
法律信仰在依法治国的当今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要真正让法律成为普通民众的信仰，首先法律应是良善之法，且应有效实施，法条具文的泛滥，除了带来种种社会成本，还会阻碍法律人职业自律，而法律人职业素质的降低，无疑会鼓励人们在法制外另辟渠道，解决纠纷维护权益，即求助于私力救助。因此，法律不仅在制定过程中要不断向良法靠近，而且制定出来的良法要得到有效的实施，这样才能为民众提供法律榜样，使民众信服法律，将法律内化为信念，从而信仰法律。
